7月22日，郑永年在论坛致辞中阐释他的新思考，提出“三个可持续”见解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概念，自带着时空要素。中国的实践经常在做从0到1的创新，亟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理论构建上也能跟上中国实践的节奏，中国式现代化，既提了要求也给了我们学理阐释的新空间。”

昨天（22日）上午，郑永年在 “第三届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上海论坛——比较视野中的国家现代化”上阐释了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理解。这也是他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后第三次出席这个论坛，与其学术身份同时展开的是他担任主编的英文期刊《亚洲政治经济评论》已运转一年，本次论坛的预热是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与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进一步践行着他所倡导的学术界与媒体界的联动，催生着从0到1的中国理论建构。

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与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战略合作，意味着双方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不断开拓理论边界。前排左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副总编潘鹏，后排从左至右为陈超、黄琪轩、章晓懿（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书记）、顾锋（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建南（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张明军

中国式现代化，学理上带有区域国别研究的比较视野

近年来，学界对郑永年更为熟悉的身份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他曾于2016年做客文汇讲堂，注重田野调查贯穿着他的为学和学术风格，深圳的学术身份也带着他个人的鲜明特色。在昨天的论坛上，他首先对“中国式现代化”做了比较概念的定性，并预示其对中国学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机遇；接着，以时空两个维度具体解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的学理内涵；最后，他点出了这个概念的话语权意涵。

“我们迎来了一个比较现代化概念。”郑永年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自带着时空要素。从时间上看，现代化是较传统而言，从空间上看，它是发生在中国。有时空之别就有比较维度，这就要从物质、制度、思想三个层面探讨，即这三个层面的因素是如何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多元性属性。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组合就有不同结果，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亚洲现代化、前沿国家、追赶国家等不同时段的描述，即可见一斑。“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所有国家对现代化探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上而言的。”

从学理上来看，空间因素决定了现代化具有区域研究的特点。在西方，比较现代化研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峰，但在八十年代以后就逐步式微，“美国人太强调大国竞争，更多关注美苏、中美关系，这是他们的学术大毛病，中国学界要坚持区域国别研究。”同时，从美西方研究的高潮来看，欧美的现代化理论既是应实践而诞生，又为进一步实践做了很多诠释和指引。“这是西方自主知识体系的兴起的一大推动力。”从这一衰一兴来看，郑永年认为，虽然，“欧美的知识体系是在资本主导下建构的，而中国的知识体系是在政治力量主导下建构的”，但前者的得失仍然值得中国有所借鉴。

人口规模巨大，在不同时空下所发挥作用未必相同

具体来看。就人口规模巨大而言，人口多寡可以决定现代化的不同后果。在250年的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真正的现代化是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的，它只有几千万人，欧洲各国的现代化规模没有一个是超过一个亿人口的。美国具有4亿人口规模，而中国具有14亿人口。美西方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将中国14亿人口实现现代化视为“中国威胁论”，因为一旦中国达到了美西方的消费水平，这个世界的资源将无法支撑。郑永年提醒，对中国来说，我们也要思考中国的现代化是否一定要追求美国人那样的高消费高耗能。

而目前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它的现代化将和中国有不同的时空背景。尽管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印度的人口红利潜力巨大，但郑永年对此依然持悲观态度。因为在他看来，人口红利在合适时间才能发挥潜能。他反问，中国曾因为人口太多而实现计划生育，印度显然不可能改善；中国赶上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而印度目前身处逆全球化思潮之中；中国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所具有的一些现代性因素在印度是否都具有；最关键的是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党领导。“我们从孙中山开始就是强调以党建国，而印度的国大党和人民党显然是和中国共产党大不相同的。”

共同富裕，是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步后的新挑战

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论，仅从这个目标的提出，世界各国几乎没有，西方最多也只是提出了“包容性增长”。郑永年梳理，从财富角度看，世界上可分为三类国家。一是贫困甚至绝对贫困国家，这占据了多数。“实现富裕并非易事，大比例的国家是在贫困中。”二是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少数国家，主要是一些北欧高福利国家。“他们实施高福利至今，能否可持续？目前无法肯定。”三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英美国家，但如英美是“富而不公”。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共同富裕已是其执政合法性所在。”郑永年分析，五四运动后，全世界的各种主义都“出国”来到中国，但是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从人性角度看，现代化是一种美好理想，共同富裕也是一种美好理想。美国在充分享受了全球化后获取了巨大财富，但它没能实现富而公平，到今天，美国的高科技不断发展，伴随的是社会仍在不断撕裂、动荡。反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后，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社会稳定这对天然矛盾中，找到了平衡点，创造了两大奇迹，这也就诞生了第三个可持续性——政治制度。所以，中国敢于提出共同富裕这样富有挑战性的目标。

中国实践充满着从0到1的创新，亟待中国理论能同步

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来看，中国历史上强调物质文明时往往国力较强大，比如秦汉朝已有“盐铁论”争论，统治层特别强调今天我们所说的“物质文明”的建设。“到了南宋，为了巩固统治，特别强调理学这种精神力量，后一直延续到清朝。近代被西方强国打败之后，人们才发现物质文明是不能落后的。中西其实都一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均衡发展。西方强调物质文明，但每一波物质文明的发展都会带来精神文明危机，导致宗教和保守主义力量的崛起。”而就中国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6月在论述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时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非常有道理的。”郑永年以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例，因为与中国传统的儒教、道教相结合，佛教在中国复活了。无论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还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直至当代的各种生动而富有实效的探索，中国的实践常常充满着从0到1的创新。但在社会科学理论建构上，并没有同步的“从0到1”。郑永年再次提醒中国社会科学界同仁，不要有个中国实践的充满活力的身体，却因长着一个西方理论的脑袋，无法总结出对应的中国理论。

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论，郑永年分享了不久前参加浙江“八八战略”实施二十周年研讨会上的信息。浙江是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省，但在发展早期，从美西方和日本引进产业时也引入了不少洋垃圾，生态曾遭极度破坏，不时出现怪病。2005年，习近平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时就提出“两山理论”，并指示“与其让百姓上访不如干部下放”，为彻底改变生态做了全面的环保布局，十八大后中央提出了生态文明，将此作为国策。而这也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有力支撑。“我们不再走西方的先污染后治理之路，而是发展和治理同步。这是找到了时空关系的平衡点。”

从走和平发展之路而言，“西方的现代化很大程度是靠技术推进，借助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容到世界各地。而这一过程充满暴力和血腥”。从比较角度看，郑永年认为，中国当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就避免了这条老路，中国所到之处，注重为当地架桥、铺路，大兴水利、电力，盖医院、办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此从根本上推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届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上海论坛由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上海交大政治经济研究院共同主办，下午有五个平行分会场，来自北大、清华、人大、复旦、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厦大、南开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佛罗里达大学等中外知名学府的专家与青年才俊六十余人参与

中国式现代化，凸显多元性、本土化、不输出、对话性

最后，郑永年点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意义，从中也可显出中国话语权的意涵。首先是强调了现代化的多元性，有中国式现代化，一定还有其他国别的现代化，处于不同文明、文化和国情的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不同，追求方式也会不同。其次，强调一国的现代化如果要成功必须符合本国的文明、文化和国情，而失败的现代化，大多是照抄照搬的。第三，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会强加到他国头上。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文明的对话交流，文明的共享共建，以此共同推动世界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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