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

如果说，20世纪只是提出了一个“新诗”的概念，并且这个概念被和现代进步、民族复兴、精神启蒙和思想解放等宏大叙事捆绑在了一起；那么，21世纪才真正出现了新诗本身的兴盛，新诗回到了诗歌的本体，回到了作为个人抒发情感、日常生活呈现、自我精神升华和个体灵魂安慰的自由自然自发状态，我称之为诗歌的“草根性”。

基层草根诗歌兴起。最早被称为“草根诗人”的，有杨键、雷平阳、江非、江一郎等人，后来又包括所谓“打工诗人”如郑小琼、谢湘南等，以及最近的余秀华、郭金牛、许立志等诗人的出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大多出身于偏僻地域，生活于社会基层，但得益于改革开放，教育普及，尤其是网络带来的便捷，消除了知识信息的不对称，能完成和大城市同龄人同样的诗歌启蒙与诗歌教育，接触并学习经典。然后在社会摸爬滚打中，经历时代风雨的洗礼与个人痛苦感受的抽打沉淀，完成了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的积累，领悟和思考一系列或细微或重大的生活和心理问题。于是，众多外在条件和因素刺激他们的灵感和写作欲望，天赋与才气得到激发，诗歌创作处于一种喷发状态，得到诗歌同仁的关注与扶持。他们幸运地赶上网络时代，无需再经过传统的漫长寻求刊物发表的过程，通过众多自媒体和新媒体，诗歌便获得广泛传播，最后也被主流诗歌界接受。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这是自由生长并经过了真正的激烈竞争才脱颖而出的一代诗人，他们如果不是基础牢固深厚，很容易就会被淘汰。

女性诗歌繁荣，女性诗人群大规模出现。网络时代尤其是个人博客出现以后，女性诗歌蔚成潮流。过去的诗歌史，女性基本是缺席者。中国古代传统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根深蒂固，诗歌史上女性的缺席，女性经验与感受的缺位，女性被代言，情况非常严重。五代十国时期，一部以女性的名义编纂的词集《花间集》，艳丽香软的词风，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里面所收诗歌大多是关于女性的感受、生活与诉说的，但作者全是男性。五四以后，女性诗人稍有增多，但新诗史上女性诗人仍寥寥可数，冰心、郑敏、陈敬容直到舒婷、翟永明，何其少。这一状况，进入21世纪才有所改观，随着教育的普及，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网络带来了诗歌艺术民主化。在网络时代，全球化的交流融汇，女性诗歌写作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女性要诉说自我，自己发言，宣扬自我，张扬性情与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标志。

女性诗歌写作汇聚成为一股潮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女性受教育人数与比例增加，大学文科主要人群发生变化，以女性居多，因而导致文学创作主体和人群的变化；另外相对而言，女性生存压力少于男性，因而可以更专心于创作；同时，网络本身的特点适合女性创作，学习交流便利，居家写作也自由方便，传播也更为迅速便捷。此外，女性相对更坚守真、善、美与爱等诗歌最基本的品质，其发展可能会冲淡当代诗坛的争斗、暴戾、萎靡之气，所以，我曾称之为“新红颜写作”。“新”，强调其自由独立之现代女性身份；“红颜”一词则具有中国传统美学色彩，指其有传承；而且，女性诗歌和女性经验在以往的诗歌历史中相对薄弱和匮乏，因此反而带来新鲜感和新的创作方式。女性诗歌创作天生依赖经验感受，不像男诗人那样过于拘泥于观念，再者女诗人大多不陷入圈子之争，相对超脱，不像男诗人容易产生观念义气之争，排斥不一样的写作，也就能更广泛地吸收，所以反而可能兼容包蓄，成就大器。

地方性诗歌日益活跃与旺盛。地方诗歌传统和文化传统古已有之。古人很早就有“北质而南文”的说法，强调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清末民初，四川学者刘咸炘探讨各地地域文化特征称：“夫民生异俗，土气成风。扬州性轻则词丽，楚人音哀则骚工，徽歙多商故文士多密察于考据，常州临水故经师亦摇荡其情衷。吾蜀介南北之间，折文质之中，抗三方而屹屹，独完气于鸿蒙。”五四时期，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之类的划分法，有一定地理和历史学的依据。美国诗人施耐德在现代语境下，将地域性理解为“地域生态性”，强调保持地域生态完整性，保护地域的整体生态，颇具现代生态意识。中国地方文化诗歌之多样性，与中国地形地貌多样性有关。地方诗歌和文化的互相竞争，恰可造成多样性、多元化及其相互激发借鉴融合，带来活力。如今，尤其是互联网诞生后，一方面解构了中心，另一方面却是处处皆中心，诗歌在各地顽强茁壮成长，地方性诗歌团体如雨后春笋，向上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充满生气活力。“礼失求诸野”，地方性文化保留的元气、阳刚之气，野性，也正是当下萎靡不振的文化重新振兴所需要的。

诗歌“草根性”的出现与网络有密切关系。其实，每一次文学革命的背后都有技术因素。每一次技术革命也必然带来文学的变化，释放文化创造力，创造文化新潮流。甲骨文时代，文学的读者必然非常之少，作者也不多，因为，能阅读或用甲骨写作，非贵族不能为。因其成本过高，文化成为垄断之物。到了竹简时代，情况有所好转，故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文化高潮，诸子百家争鸣，但竹简仍是士大夫私有财产，平民百姓难以接触。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使得图书制造成本更为低廉，携带也方便，中小地主得以获得教育机会，其创作也方便传播，大大释放了文化创造力，故积累一段时间之后出现盛唐，林庚先生称盛唐文学是“寒士文学”，有“布衣感”，是有历史根据的。李白、孟浩然这样出自偏僻之地的诗人，借助新技术的创造，读到流传至穷乡僻壤的文学经典，又能通过个人天才的创造获得认可，迅速进入中心。这些寒士布衣的创造，成就了最伟大的盛唐诗歌……可见，在每一次大的文学创造的背后，都有技术的影子。技术产生两个有益效果：一是教育得以更加普及，培养了创作者，进而释放文化创造力，同时也培养了读者，没有优秀的读者也就无法激发创造性；二是创作得以方便流传，使创作者获得动力与信心，创造更优秀作品。

网络时代的到来，同样带来诗歌的繁荣与活跃。网络，还包括手机，使教育及传播更加便捷。在理论上，全球一体化时代，一个身处乡村的孩子，通过视频，可以接受和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的教育，同样，他的创作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当然，“诗有别材”，诗歌有其神秘的一面，绝非仅仅技术就能成就，新的诗歌高潮的出现，还依赖长时期的积累，天才人物的出现，时代的风气与氛围等诸多要素。但是，教育普及，网络，手机，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化，文化民主，文学大众化，是其必要条件和基础。

作为最自由的文体，诗歌尤其受网络影响。网络解构了文化的垄断，使得诗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形式，原来以公开刊物为主渠道的诗歌流通发表体制被无形中瓦解了。只要诗歌足够优秀，风格鲜明，个性突出，就会在网络及众多新媒体自媒体迅速传播。网络诗歌还打破了诗歌的地域限制，呈现更加自由开放的趋势，非常适合诗歌天然地自发自由生长的特点。网络及新媒体的出现，为诗歌的自由创造与传播奠定了技术条件，开辟了一个更大的平台。从理论上说，一个身处边缘乡村的诗人和北京、上海、纽约的诗人，可以接收同样多的信息与观念，进行同样多的诗歌交流，并且，优秀的诗歌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

中国新诗经过百年的积累，也许到了一个爆发点。新诗百年，就是一个不断渐进发展的过程，思想上技巧上都有明显改进和变革，再加上开放与全球化背景，当代汉语诗歌在短短30年中大量吸收消化了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经过翻译的西方现代诗歌可以说也成为了我们的传统）、百年新诗三大传统，开始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

在新诗百年之际，强调诗歌的“草根性”，还有这么一个深层思考：那就是在中国现代化加速以后，在已经向外（西方）学习之后，需要再向下（本土）、向内（传统）寻找资源和动力，从而最终向上建立中国人的现代意义世界，包括生活的、美学的世界。这方面，台湾地区的现代诗歌运动可以作为参考和启迪。台湾现代诗歌刚开始时也是唯西方马首是瞻，余光中等都主张西化，强调“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推崇西方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但越是深入和开掘，就越是返回土地、传统和个人切身经验，所以余光中这样原本学英语、表示要彻底抛弃否定传统的诗人，最后无法克制巨大的乡愁。

所以，对于21世纪诗歌来说，也许这一切还只是开始，“草根性”只是一个广大而厚实的基础，仅仅百年的新诗还需要试验、融汇、整合和提升，创造真正伟大的当代中国诗歌有赖共同的努力。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诗刊》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