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在促进创作,促进出大师、出新人,促进文学艺术更有社会影响力、更有知名度和美誉度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月24日,上海举行第四次文艺评论双月座谈会,就如何加强、改进和活跃上海的文艺评论,如何营造环境和氛围,促进文艺评论和创作、媒体、受众的联系,加强文艺评论家之间的交流,努力探索出一条有效的破解之道。
——编者
创作与评论是一对缺一不可的翅膀,缺了哪一只翅膀都飞不高;也好像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粗、一条腿细。评论不能缺,缺了对创作的导向、对市场的引领、对观众的培养,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丁罗男——
(评论家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原主任)
提升评论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应当特别加以关注和改进:文艺界本身对评论的重视程度,媒体平台搭建,批评生态营建和资源整合等几个方面。
上海的文化品位是多层次的,从大众化文化到高雅艺术,各个层次齐备,在全国的影响一直是公认的。但是这几年,从批评角度来讲,特别是专业批评,大家觉得还有提升的空间。戏剧评论与戏剧市场、戏剧创作、观众消费不相称。其次,评论与上海文艺理论研究的人才队伍的实力不相称。
文艺界或者我们通常说的业内,我认为对评论的重视度还不够,往往重视创作,轻视评论。往往是用票房来代替评论。有些作品票房也许看起来不太好,但确实是个好作品,这就需要评论去引导观众去欣赏。评论是对观众的一种培养。另外,还有以奖代替评论的现象。当然各种各样的奖是需要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有的评奖似乎把手段变成了目的,以为有了评奖就不需要评论了。
其次,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思考创建一些有品牌性的评论栏目?就像《纽约时报》剧评那样,剧团头天晚上上演一出新戏,第二天一早,《纽约时报》的专家评论就刊发出来了,不仅读者很乐意看,甚至是剧团主创也等着看,因为这些评论很客观,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所以说,媒体对评论队伍的建设、发挥评论的影响力,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尽管网络上面各种声音都很活跃,也出现了一些剧评人,但他们再有影响力,还是比不过传统媒体的,毕竟两者有性质上的区别,所以我们的传统媒体在文艺评论上还要进一步加强。
再次,就是文艺评论的生态问题。习总书记在去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一下子,就点出了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不讲真话。无原则地评论,要么吹捧,要么一棍子打死。有些评论不是就这个艺术作品本身的思想价值、美学价值去探讨分析,而是在各种外来利益因素、炒作因素、人情因素的裹挟下评论,这不是一个评论家应有的责任和担当。第二,讲道理也很重要。网络上现在很多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吐槽式”的,这是不可取的。我们不是不允许批评,但是要讲出来为什么,理性地谈问题。文艺批评不是简单说戏好戏差,而是要指出具体是哪里好哪里不好,这个工作应该由专业评论家来做。不得不说,有些所谓的明星大腕被一些人给宠坏了,好话听得太多,所以就听不进批评,一听就跳起来,对于创作本身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于评论生态也是不正常的现象。还因此把评论家与创作者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由于批评的生态失衡,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讲,不高兴;而从评论家的角度来讲,也不高兴。当然从批评角度来讲,也要讲道理,不是简单化地下论断。评论与创作之间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最后,怎么样进行资源整合和队伍建设。不能以散兵游勇的状态,光靠号召,甚至于光靠奖励来推进评论工作。去年新成立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据说也在筹备当中,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评论家有了这样一个平台,真正能够团结全市的评论工作者,可以整合资源,真正地形成一支队伍。
文学评论应该重视对话平台的建设。评论家和创作者、受众、媒体几方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大家所能得到的信息会更加丰富,也更能彼此激发。
李伟长——
(评论家上海市作家协会创作联络室副主任)
这几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事,成立了“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资助传统媒体的文艺评论,这促进了媒体对评论的很大关注。我平时不怎么看沪剧,但我通过文艺评论专项基金资助的媒体评论,了解了《挑山女人》这出戏。所以,评论平台的主动出击很重要。
文学评论平台的建设,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对话平台的建设。思南读书会从第1期做到现在的63期,能够同时获得嘉宾和读者的双重认可,就是因为提供了一个对话的空间,把大学里的专业学者、从事一线文学创作的作者、媒体还有普通读者聚合在一个空间里。大家为了能够将观点表达清楚,就会寻找一种四方都能接受的声音和语言来表述。我们谈论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个戏剧,往往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评论家直接去写评论,与几方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得到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大致计算了一下,思南读书会63期,上海的媒体基本上每一期的评论在10篇左右,一年下来,这个数字是巨大的,再加上一些网络媒体,传播效果会变得很强大。所以,上海需要更多这样的对话平台。如果以后有好的剧、好的电影、好的书,不妨可以参考这样的方式,先通过几方构建这样一个平台,把各方的声音聚拢起来。
现在还有一个吞吐量很巨大的东西,就是新媒体。微信公众号所发出的文章传播转发的量大得吓人。《文学报》在世界读书日的时候推送过一篇微信文章,帮我们找到了100个优质的阅读公众号,每个号的粉丝都是数以万计的,甚至几十万的,它们所能带来的传播力值得重视。所以,我们除了做专业事情之外,应该学会去整编或改编这些力量。这些自媒体的声音,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成为我们众多声音频道的一种?一旦能为我所用,空间非常强大。同时,上海拥有很强的青年文学梯队,应该发挥他们的优势,接纳青年人的叙事方式和观念。上海青年文学队伍在全国是一流的,应该有这种底气。此外,上海需要一本专门的文学评论核心期刊,这对建立评论高地很重要。
许多批评先说一些赞美之词,再点缀一些不足之处,这变成一个套路。鲁迅说过,“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这当然也会有益于读者和观众。至于究竟是说好说坏,谁先谁后,谁主谁次,评论家实事求是就好。
郜元宝——
(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海文艺批评应该有自己的气魄,上海文艺批评的气魄。首先,就是如何处理上海一地和全国性文艺批评的全局关系。这一点上海一直做得比较好,上海文艺批评的成绩也与此有关。无论在人才培养、批评阵地的建设和批评的话题设置上,都不太局限于上海一地。所以,上海的评论能有目前的成绩,与这样的气魄是有关系的。应该看到,上海的文艺创作、批评与地方性、全国性、国际性有天然的相通。看不到这一点,很容易失去海纳百川的上海魄力。
文艺评论离不开人才培养队伍建设。以高校为主的评论资源长处是学术性、权威性,历史和理论研究的深度。但也有短板,很多高校培养的评论人才,那一套学术话语在学术会议上发言是很好的,但如何公布于众、与媒体交流、与艺术家交流,要给他更大的空间,脱下学术外衣,进入文学艺术场。第二块是作家协会,这两年由于上上下下的重视和扶持,上海作协的评论队伍和评论活动也非常活跃。比如思南读书会做得比较活,是直接向公众、读者开放的,互动过程中会不断地接受反馈,评论在“面对面”的时候能够自己进行调整。
各种文艺形式总是有相通的部分。所以,跨界批评是需要的。最近《文汇报》《文学报》等很多报对《平凡的世界》回应很积极。各种评论明显冲破了传统影视批评的界线,而且更有趣的是对电视剧的热议,倒逼专业学院派的文学批评不得不反省,甚至于以此触发很多文学史家很不安。这是一个连锁反映,我觉得是良性反映。这就是跨界批评带来的好处,所以跨界不是不可为,是可为的。
最后,就是要及时展开批评。许多批评好处说好,先说一些赞美之词,再说一些不好之处,变成一个套路。我最近发现有很多引文很有意思,他们说“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有意无意把鲁迅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与作者有益”倒过来说。评论要说真话讲道理,究竟是说好说坏,谁先谁后,谁主谁次,你就实事求是好了,神经不必那么紧张和脆弱。
文艺评论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不必太看重年龄概念。太看重年龄,会适得其反。我是不同意用“70后”“80后”来命名作家的。批评也不必用年龄简单切割,真理与年龄没有关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艺术评论面前人人可以沟通。有些评论家当时冒出来的时候还很年轻,没有年龄的顾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年龄变成一个大问题,这是不是创作和评论界无力的表现?评论界谁有发言权,我想应该谁熟悉谁发言。这样文艺批评会更加实事求是,会更加良性。
上海要掌握评论的话语权,推出集中和发现文学批评人才的核心期刊平台。
李丹梦——
(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如何提高上海文艺的影响力,我觉得,着重要抓住两点:人才和平台。
上海一直都不缺乏文艺批评人才,而是少了集中和发现的平台。如果把上海评论作为一个集体形象的方阵来看,就涉及到一个地方话语权的问题。把评论作为话语权的掌握来看,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现在不要过于提倡地方性,但我觉得地方性和海纳百川其实是可以做到兼顾的。
为什么我讲可以做海派文化中心?从现代文学起源看,《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刊的;30年代,这里又是鲁迅、茅盾等作家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全国目前有两个重要的奖项——鲁迅奖、茅盾奖,而这两个人物与上海其实是紧密结合的。我们的文艺研究是建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上。现在上海有鲁迅故居、鲁迅纪念馆,但仅仅是一个参观的地方。
上海缺少一个集中和发现文学批评人才的核心期刊平台,这其实很关键。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海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评论家,看一下他们发文章的语境,很大部分是发在文学期刊上的。但是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语境就发生变化了。就是作为文艺评论的一个重要来源,高校教师一般会把比较好的文章优先发给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核心期刊,文学评论期刊反而是其次。
我想提一个建议。在这方面,中国作协的做法其实是可供我们借鉴。中国作协下面有两个机构,一是现代文学馆,是作为现代文学最大的一个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还网罗全国一大批的文艺研究人才,定期聘任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二是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杂志《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与现代文学馆起到一个互相呼应的作用。上海是不是可以设立一个海派文学馆,打造一个相应的核心期刊,可以发挥上海优势资源的整合作用。
上海要成为一个评论的高地,汇聚评论声音的码头,如果一个作品到上海来过,听到真正的声音、真正的批评,解渴了,上海文艺评论的地位也就确立了。
蓝凡——
(评论家上海大学艺术与传播研究中心教授)
要多形态、多元化地来看待和支持艺术评论。对艺术评论来说,有各种各样的分类。现在有三种:一般性的,对某种作品、某个事件、某个人物的评论;总体的,对一种艺术或现象,或总体的作品,带有理论性的一种批评和评论;还有就是微评论。这三种形态,我觉得应该是抓两头、促中间。没有带有形而上的、带有理论性的评论,基础打得不牢,评论常常会就事论事。我觉得需要上海来牵这个头,主动出题目:上海戏剧市场怎么走,或者艺术产业怎么发展,或者电影产业怎么去推动。
上海有能力、有条件把艺术评论真正做起来,成为评论的码头,成为批评的码头。让全国都知道,一个作品的好坏,到上海能听到声音,听到真正的声音。艺术评论为了打开创新空间,为了避免就事论事,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建设这样的艺术批评交流中心。创作者希望听到真正的批评,是为了创作者好的批评。假如若干年以后,一个作品到上海来过,听到能解渴的真批评真评论,这样的“艺术评论码头”就建立了,上海在文艺评论界的地位也就确立了。
我们有时候讲演戏是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评论也是一样的,你有多少的知识积累、有多少的背景了解,就会对一个戏评到什么程度。因为评论不是一般的议论,不是一般的指导,也不是一般的判断。做到这一步,我认为有时候比抓创作还要重要,创作有时是天时地利人和,但评论是要积累的。
培养人才也应该发现人才,给他们创造成长成材的环境。
吴亮——
(评论家《上海文化》主编)
在今天这个条件下面,上海文艺的情况我自己觉得是比较满意的,为什么?我们的扶持比较好。到了现在,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把扶持和“放任”两手一起来弄,也就是说,把人找准了,去发现人才,给他们提供创作所需要的环境。作家孙颙之前一直说,不要以为作家每年都能写出东西出来。一个作家有可能十年都写不出来,但是突然某天就写出来了,确实如此。《上海文学》潜伏了一个金宇澄,谁都没想过他会写出《繁花》这样一个东西出来。这正是得益于上海作协这样一种宽松的风气。
再过几天我整整60岁,我要开始回忆自己了。我是1985年所谓出名了,从事文学批评有35年,1985年调入作家协会。所以我的人生分成两个30年,前30年,求学、做工人、业余写作;后30年,一直在编杂志和写作。
培养人才也应该发现人才,给他们创造成长成材的环境。看看历史上有名的批评家和作家,很多都是自己“长”出来的。我自从2009年开始接手《上海文化》主编的位置,重新找了几个年轻人来做我们的杂志,两个人很巧,都是复旦的,现在他们都说是我培养的,我说“不是,是我发现了他们”。从他们的成长来看,我觉得扶持很重要。我同意我对他们有扶持,因为我是主编,可以给他们版面,可以跟他们讨论,给他们创造宽松的创作环境,作为主编有权利,让他们有时间可以自由写作。
热点问题抓住了,想要谈到点子上,评论需要专业知识的支撑和对产业的了解。
石川——
(评论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本版摄影:王霖
我觉得现在上海评论的现状,如果从队伍来讲,上海年轻评论家的队伍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至少我知道的评论家都在国内是很有影响力的,而且是有很高的知名度。
现在的评论要的是什么呢?要去沟通观众与业界,把电影现在处在什么位置,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的问题讲出来。而要把这东西讲清楚,如果市场现状你不熟悉,电影生产机制等各种环境你不熟悉,你就说不到点子上。前些日子包括冯小刚这样的导演都在怒骂综艺电影,但他的观点我是无法接受的。综艺电影为什么现在火起来,因为打的都是“合家欢电影”的牌,而在春节这个电影档期恰恰缺少“合家欢电影”。所以,综艺电影的生存是有合理性的,你为什么要去一味批判呢?其次,冯小刚认为综艺电影制作周期这么短、票房那么高,以后投资商很有可能因此去投拍综艺电影而不投资严肃电影。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就像我们一个人日常需要吃米饭、吃馒头这样的主食,休闲的时候可能会嗑点瓜子、吃点花生,但是瓜子、花生不会变成我们的主食。现在评论上这种问题很多。所以,有的时候,热点问题抓住了,但是又谈不到点子上,这恐怕就是一个专业视野有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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