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在上周向读者发起了一项“寻找上海都市新声”在线征集活动，据微信粉丝的投票统计，55.8%的受访者认为，外滩和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声、海鸥飞鸣是“最上海”的声音。 （资料照片）

王安忆在《长恨歌》里摩挲过上海的声音：“春夏的时候，窗是推开的，梧桐上的蝉鸣，弄口的电车声，卖甜食的梆子声，邻家留声机的歌唱声，一古脑儿地钻进来，搅扰着你的心。最恼人的是那些似有似无的琐细之声，那是说不出名目和来历……这是声音里暧昧不明的一种，闪烁其辞的一种，赶也赶不走，捉也捉不住的一种。”

声音，那是“赶也赶不走，捉也捉不住的一种”，一座城市感性的力量。这股力量越丰富越彰显，越容易让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然而我们无法抗拒的是，所有城市的声音越来越相像。”7月31日，在由本报举办的“寻找上海的新声音——当代上海城市‘声音形象’研讨会”上，王安忆说，“城市的声音是在不断变迁之中。伴随着城市建设的加速，声音的物质性在不断增强。越是人口密集度的城市，我很担忧，物质化的声音将变得越来越‘粗暴’。”

城市声音是城市之“道”

如果说上海声音的“近代”是在外滩、在石库门，到哪里能找到上海都市的当代之声呢？上周初起，本报向读者发起了一项“寻找上海都市新声”在线征集活动，在微信粉丝的投票统计中，55.8%的受访者认为，“外滩和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声、海鸥飞鸣”是“最上海”的声音，“上海阿姨‘噶讪胡’”和“24小时便利店的音乐门铃”也分别列入上海城市声音形象的第二、第三位。

“沪语”和“浦江之声”，一个是带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声音符号；一个是镌刻近代历史记忆的声音意象。有社会学家曾说，城市就像是一口煮开的大锅，里面什么都有。城市的声音表面上看很杂乱，但规律也不是不能找的。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解读道：“为什么在人们的心中，黄浦江的声音依然最有影响力？因为和上海历史进程是密切相关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主流的东西在声音空间里也是占主流的。黄浦江的生命力，一直都与时代最强音联系在一起。”

在王安忆眼中，方言是这座城市最有可能挽留的遗产。“在推广白话文的时候，胡适他很相信白话文是一定会留存下来的。即便不能以公文的形式，也可以通过文化作品的创作保留下来。”王安忆说，“上海说唱、滑稽戏，包括沪剧等剧种，也能够通过创造高质量文化产品的这种方法来保留沪语文化。”

近代上海，人们最希望听到的声音就是“隆隆”的机器声音——轮船、火车、印刷、电话、电报……这是代表着“上海制造”的声音。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说，寻找上海的新声音，同样不要轻易地错过“最有希望的声音”，因为那种声音将会影响一座城市的命运。

“进入现代化后，‘大量生产复制’的生活方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比如以微信为代表的科技生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认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代上海的城市声音形象，实际上也涉及了我们如何理解上海。如果上海被定义为一个科创中心，那么科研院所、研究机构、创客天地里人们敲击键盘的声音，可能就是这座城市最希望听到的声音。

研究维度不可忽视

视觉与听觉，是人类最重要的两个感官反应。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说，“在城市规划与建设汇总，我们的视觉好像更强大，所以把听觉方面的价值忽略了。缺失了声音空间的城市是不完整的。”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举例说，世界上最有音乐性格的城市维也纳，它有一个特别的音乐符号——圆舞曲。它虽然很妩媚、优雅，却同时是市民化的，充斥在城市空间的每一个角落，是一种生活的音乐。

“声音空间”就好像在城市空间中的“第五维”。“而这一层空间，过去我们有些忽视它，”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介绍，城市的声音，传达着一座城市的存在、欲求，矛盾和痛苦，幸福和快乐。从城市声音的维度上，可以研究城市的很多问题——语言、空间、政治与社会，各式各样的组织关系。它能把握住城市感性的存在，生命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点的转变，人在城市空间中积累的深厚内容，都在声音里面储存着。

为什么会忽视“声音”在城市中的功能意义呢？刘士林说，实际上与城市规划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偏“硬”有关，而恰巧声音偏偏是城市中柔软的、感性的、意识化的东西。与会专家普遍赞同，对城市的研究从“视觉”转向“听觉”，意义重大。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包亚明说，城市声音命题的再探讨，给了人们一个重新探索感官边界的机会。“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广场舞的声音想必没有人不熟悉。还有若干年前没有出现，但现在已经很普遍的、快递到达的声音。这说明我们的感官也在同质化，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并不敏锐，”包亚明说：“声音的感受是个人化的。上海武康路每到秋天落叶簌簌，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踩在上面行走，会产生一种亲近自然的声音。今天，还有多少人能放慢生活的脚步，感受这种声音对心灵的冲击？我们同样需要拾起的，就是这种对城市声音的感知力。”

文汇报记者 童薇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