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世界报业考察记》手稿(局部)。(商务印书馆供图)

■本报记者　陈熙涵

一代爱国进步报人、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史研究开创者戈公振先生86年前被侵华日军所毁书稿《世界报业考察记》，即将由商务印书馆以手稿影印和整理稿两种方式重新印行出版。据悉，这部当年在日军轰炸时毁于涵芬楼的书稿，日前在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中被发现。

戈氏遗稿辗转在上图发现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旦评价戈公振是个不易归类的人物，按今日时髦的说法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跨界者，在“报”和“学”领域均有不小的成就。出国时，他已具有15年一线工作的经历，从校对、助理编辑、编辑直至总编辑，在新闻圈颇有影响；他在刊物上发表诸多文字，编译《新闻学撮要》《新闻学》，其1921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学术专著，至今仍是广大新闻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案头书。

1927年到1928年，戈公振自费出国考察，行程数万公里，途经欧、亚、北美各洲。通过考察，他搜集了大量新闻史资料，实地感受到了世界新闻发展的潮流并对中外报业进行了深入思考。回国后，戈公振据所见所闻所想所得写了　《世界报业考察记》一书，拟由当时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令人扼腕的是，就在他定稿准备付印之时，涵芬楼一夕之间毁于日本侵略者的轰炸之下，《世界报业考察记》也在战火中散失，这段重要的学术活动遂成为尘封往事，至今是我国新闻史上的一桩憾事。然而就在近日，上海图书馆的研究人员在整理馆藏手稿过程中竟意外地发现了该书手稿，经戈氏后人同意，交给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这部尘封86年的学术成果即将在8月面世。

据了解，上图馆藏　《世界报业考察记》　遗稿置于一个扁方盒内，其中包含《世界报业考察记》稿本、校勘表、用于出版的插图照片(附原信封)，以及戈公振亲自参与设计的封面和版式样稿等。从遗稿上“自序”的落款时间看，《世界报业考察记》完稿于1931年2月10日。商务印书馆于同年5月26日收到书稿。当时的《申报》还曾刊发过这一重要学术成果的报道，报道称全书分五编，内容涉及报馆、通讯社、报纸教育、记者待遇、国际报界合作等。第一编为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参观记。

新闻史研究成果“炸不毁”

从编辑书写的统计字数、字号及商务印书馆钤印看，此次发现的手稿正是付印前的最后一稿。相关人士推测，《世界报业考察记》在炮火中散失，而戈公振的手稿可能在此之前已由戈宝权(学者、戈公振侄子)带回家中。涵芬楼在轰炸中尽毁，商务印书馆就此陷入瘫痪，战火中散失的数本著作也因此陷入了无人“打捞”追踪的境地。

据知情人士透露，戈公振在弥留之际还心系报业和国内时局，对凝聚自己多年心血的《世界报业考察记》文稿念念不忘。造化弄人，半个多世纪以后，《世界报业考察记》与其他“戈氏文献”辗转被徐家汇藏书楼收藏，后移藏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手稿部分入藏于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在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年之际被发现，被发掘，被重新出版。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馆馆员刘明辉感慨说，当年，一名日军军官曾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载就可恢复。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它就永远不能恢复。”今天，这部“炸不毁”的新闻史遗著，在湮没了86年之久后重现世人眼前，更可感知手稿文献的历史价值，以及出版事业的历史意义。

在学者秦绍德看来，《世界报业考察记》忠实记录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闻界的前辈如何怀着理想和他们当时观察世界的视野和内心的活动。它的重新发掘为中国新闻史增添了珍贵的一页。先驱们对新闻事业崇高社会责任的追求和坚持，值得今天的媒体人深思和永远铭记。

仔细比对遗稿文本，研究人员发现至少出现过三种笔迹。根据比对戈公振其他手稿和戈宝权信札，上图经研究初步判定，文本的主体除戈公振亲笔外，另有戈宝权和其他人协助誊抄的部分，这些字迹整洁连贯，改动较少，戈公振对抄稿又进行了修改补充，纸面上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字迹。上图馆藏戈宝权致戈公振的信件证实了　《世界报业考察记》　在写作的过程中确曾得到戈宝权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