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坪教学点的孩子们正在上课。 均本报记者 张小叶摄

 

 

 

何成坤正在为一年级的孩子上语文课。

 

早晨10点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山县中亭乡的山沟里跋涉，不多时，身上的衣服就被雾气打湿了。

 

直到近前，牛坪教学点才在雾气中隐隐绰绰地现了形：一栋三间的平房，白墙绿门，边上围了一圈石头垒成的地基。学校前的一片泥土地勉强可算操场，还没有以水泥硬化，萋萋绿草在泥地里四处绵延。

 

这便是“微校”。牛坪教学点符合中国青基会对“微校”的全部定义：地处偏远、学生人数少；一师一校，复试教学，缺乏音体美课程；教育、教学和生活设备匮乏；处于政府教育资源投入末梢。

 

牛坪教学点唯一的老师何成坤今年50岁了，他个头瘦小，微驼背，穿着朴素，汲着一双拖鞋，匆匆跑出教室来迎接记者。何成坤当了二十多年乡村教师，来这里却只有一年多。此前，牛坪教学点曾关停过一阵子，邻近村落的孩子只能去相距十来公里的中亭希望小学或金牙小学读书。七八岁的孩子还不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爷爷奶奶就得跟到那边租房陪读，经济压力骤升。在家长的联名要求下，去年，牛坪教学点重新开办。

 

据中国青基会的统计，目前，像牛坪教学点这样的“微校”，在所有义务教育学校中占到40%，学生则占到33%。如此庞大的基数，使政府的财政投入面临重重困难。自今年起，希望工程将实施“微校计划”，把希望小学建到村小特别是教学点去，把社会公益力量延伸到贫困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最后一公里”。

 

这无疑是希望工程在第25个年头里最重要的一个转变。那么，这些深植乡野的教学点究竟是怎样的？它们为什么值得保留？希望工程的新计划又能够为它们带来怎样的改变？

 

重新开张的小学校

 

7岁的向昌恒正在低头写作业。何老师刚刚花了10分钟讲了“目”和“耳”的写法，现在她要在田字格的作业本里抄写这两个字。小女孩这么做的时候，何成坤转向教室的另一边讲课，那边孩子的年纪比向昌恒稍大，已经读二年级了，正在学习组词造句。

 

和她的同学一样，向昌恒已经习惯了这种上课方式。“复式教学”的意思是，一个教室里有多个年级的学生一起上课，老师对着一个年级学生讲完一节，布置一些习题，让他们做作业；然后为另一个年级授课，如此循环。

 

向昌恒抿着唇，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地抄下“目”，又花了些时间，才想起“耳”的写法。这间教室小而简陋，石灰墙、水泥地，桌椅已经很陈旧了，四处斑驳。十多个一年级的孩子中，有一半正在认真抄写，还有一半则发呆、说话，甚至越过书桌与邻近同学打闹。

 

除了偶尔卷起书本轻轻敲一下过分玩闹的学生，何成坤大部分时间都在心无旁骛地讲课。他语气不急不缓、声音洪亮，时常和学生提问互动，即使孩子们答错了也会鼓励一番。这样的态度，使他颇受家长的喜爱。“何老师很有耐心，教得也很好。”向昌恒的祖父向再香说，“孩子的学习和卫生习惯比以前好多了，晚上回家会主动写作业，放学走在路上，见到大人经过，都会敬礼问好。”

 

此外，牛坪教学点的开办，也让孩子终于能在本村上学了，上学放学20分钟即可到达。家长不必去10公里外的小学陪读，费用也大大节省。在农村，基础教育费用是全免的，每学期的文具费和教辅材料费加起来不到100元——尽管在这个人均年收入1000来元的村子里，教育已经属于“大额开销”了，但向再香仍然对此无比感激。

 

“虽说现在去外边打工也挣钱。可我们都是希望孩子好好学，一路读上大学的。咱们村500来口人，现在已经出了2个大学生了，家家都知道他们的名字。”老人说。他并不知道希望工程是什么，只听说上头决定翻新这座小学校，便满心期待，村里的家长都被之前关停教学点的经历搞怕了，他们闲聊起来都说：“希望这个新教学楼造得越大越好，老师愿意留在这里，教学质量就上去了，学生就多了。然后这边就再也不会关了。”

 

乡村教学点关停多是由于师资紧缺。凤山县教育局副局长吴仁杰告诉记者，县里每年招聘教师，岗位年年招不满。偏远地区自然不必说，哪怕在县城、乡镇周边条件稍好的小学，年轻教师也往往会被其它机会诱惑，跳槽转行的不在少数。

 

乡村教师的动力

 

愿意坚守的往往是何成坤这样的老教师，但他们的动力，往往却不是因为钱。何成坤也说不上自己为什么坚持了那么多年：“我从小就想做老师，在那时，当一个乡村教师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

 

他从小学习就好。尽管家境贫寒，父母均有残疾，但何成坤坚持读完了初中，还成为班上6个考进高中的学生之一。从他读上高中的那一刻，父亲就给他灌输“当一个乡村教师”的理想。于是，从1988年开始，他正式走上讲台，成为了一名代课教师。

 

代课教师是偏远的乡村学校中特有的“历史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因财政困难招不到公办教师的地区，代课教师维系着一个个教学点的运转。然而虽有老师之名，却无工资之实，2013年转正之前，何成坤的工资少得可怜。“我倒是不怕穷，反正从小穷惯了。”直到工作后多年，他还常年要父母和兄弟来接济生活。他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因为家贫早早地出省去打工了，小儿子却争气，一路读上大学，如今返回家乡，在乡政府上班。何成坤更愿意聊自己的学生，他掰着手指算那些考上了大学的学生数量，满心骄傲：“他们只要回来，便会到我家来玩。那是我身为教师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了。”

 

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是周于彦。后者今年60岁，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然而他所在的积善村陇彩教学点，因为太过偏僻，暂时找不到新的教师。他便留在了这里，“为组织多站一会儿岗”。

 

陇彩教学点的条件更加艰苦。它的教学楼也是平房，没有粉刷，裸着青色的砖墙，四面透风。下午3点多时，学生已经放学，整个学校空空荡荡，只有周于彦坐在办公室里唯一一张办公桌前批改作业。

 

“我2007年来时，这里只有2个学生。操场成了群众的堆矿场，教室里还堆着柴草，已经不像样了，所以村里的大部分学生都去了山那边的马洞村小学。”周于彦说。他和村里一名干部一起，动员全村人造起围墙、厕所，又四处找人捐赠课桌、体育器材，以拯救这个濒临关门的小学校。

 

学校修成之后，周于彦又几天没睡觉，跑遍山里的每家每户，为的是把学生劝回来上课。很快，这个小学校又变得欣欣向荣起来：学生从2个增加到十多个，后来最多时有过32个。周于彦表示，自己这辈子能够挽救一个学校，再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他很少提到自己工资，当了三十多年乡村教师，直到2009年才转正。周于彦记得自己工资递增的每一个节点：“开头是24元，然后是36元、56元、115元……到2009年转正时，是150元。”

 

如此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的收入微薄至此，入不敷出，以至于自己的孩子要靠贷款才能读书。但两个老师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这仿佛是受一种古老情结的影响：“咱们这里，大部分人世世代代都是农民，若能出一个老师，便是全家都沾光的喜事。”

 

凤山县中亭乡中心校校长韦朝队，深知乡村教师队伍所面临的艰难：“过去我们说改善农村教育的条件，想到的总是孩子，其实教师也很需要关怀。没有他们的默默付出，偏远山区的许多孩子可能就难上学了。”

 

未来仍有困境

 

这两年来，最困扰凤界村凤界小学校长邓祥纯的事情，是水。

 

凤山县的自然条件恶劣，石头山林立，没有自然水系分布。村民要取水，往往只能寄望于天上下雨。“一段时间不下雨就旱，连下两天雨又涝。”邓祥纯说，4月底这边刚刚经历一场大旱，5月初又发内涝，接连上了央视新闻。

 

学校有两个蓄水池。一个在离校600米远的半山腰，蓄水量160立方米，还有一个在学校里，蓄水量120立方米。凤界小学是一所完全制小学，六个年级共116名学生、8个老师，这点儿水是完全不够的。学校每个学期都要向村里的农妇买水，用于做饭和冲洗厕所，孩子们只能去邻近的同学家里洗澡。

 

困扰校长的另一件事情是硬件设施。一百多名学生，吃住都在学校，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教学楼更显捉襟见肘。村里把办公楼让了一栋出来作为女生宿舍，但还是不够住，学校只能又腾了一间教室出来，用作男生宿舍，全校的男生都得挤住在那里。宿舍里双层床一张挨着一张，每张床上要睡3个孩子，晚上翻身都困难。邓祥纯每回经过，看着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笑脸，心里就特别沉重：“还是得尽快改变校舍条件。”

 

凤界小学是希望工程“微校计划”在凤山县的援助对象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相比起“一校一师”的教学点，它的条件已经好得多了。二十多年前，刚刚走上教师岗位的邓祥纯曾在这里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学校和周边的教学点一样，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平房，没有围墙，泥土操场，风一吹就漫天沙尘。在之后的十多年里，这所幸运的学校获得了世界银行的项目拨款，建起了新的2层教学楼，此后政府又拨款20万，造起了食堂，使这里的学生享受到了自2012年起实行的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邻近村落的家长听说这里条件好，也争着将孩子送过来读书，尽管条件仍有种种限制，但凤界小学至少不会有关停之虞。

 

然而条件改善并不意味着一切。现在，邓祥纯总有一种感觉，学生的整体素质反而不如十多年前，这体现在各门科目测验的及格率上面。这种下滑尽管不明显，但这位从教27年的老教师却敏锐地感觉到了。

 

“主要原因是留守儿童变多了。放眼我们学校，找不到几个父母还在身边的。”邓祥纯说，“家庭教育本来是孩子成长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但现在，年轻的家长都跑出去打工了，一年才回来一两次。爷爷奶奶管不住孩子，甚至常有溺爱行为，使学生往往不能从思想上端正对学习的态度。我们做老师的，没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情况，最多只能平时对学生的生活多加关爱，时常也会有心无力。”

 

而有心无力的不止是邓祥纯，还有隔着好几座山的周于彦。他要退休了，想让儿子来接替他的教师岗位。但儿子目睹他当了一辈子清贫的代课教师，并不接受这个建议，这让周于彦又无奈、又失望：“在我们那个年代，谁不想做老师？可现在的年轻人却不这么想了。老师找不到，未来的学校又该怎么办呢？”

 

专家访谈 将希望输送到“最后一公里”

 

在广西青基会理事长吴宗勋看来，将工作重点从村级完小转向教学点，是“希望工程”第25个年头里最重大的改变。作出这样的改变，既是顺应当下的需求，也是向全社会发出的新倡导：将教育公平的希望输送到乡村教育的“最后一公里”。

 

文汇报：请简要阐述一下广西“微校计划”的背景和进展？下一步的打算如何？

 

吴宗勋：过去，我们建设的希望小学基本上是村级的完全小学，为这些学校改善落后的校舍条件。二十多年来，我们共捐助了1060所小学，为30多万名农村学校的师生改善了工作环境和学习条件。这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村级小学，只有少部分是教学点。

 

这几年，情况有一定的变化。广西的国土面积有23.67万平方公里，山区密集、地域广阔、人口分布分散。在广西的广大农村，存在着许多教学点，一个老师带十几个孩子，或是两个老师带二三十个孩子。这些教学点的办学条件比较差，但又无法撤并，被称为“微校”。

 

自2015年起，青基会开始着力推进微校建设。如今，我们已经筹措了300万元资金，援助了10所学校。我们计划今年要筹集600万元资金，全部用于推进微校的建设。

 

文汇报：您如何评价广西乡村教育的现状？“微校计划”能为改善现状起到怎样的作用？

 

吴宗勋：广西的教育现状是西部地区乡村教育的一个缩影。在广西，“微校”数量多、分布广，如果撤并，孩子上学就会有困难；如果不撤并，又实在找不到足够的师资。现在，许多年轻老师不愿意到特别边远的地区，导致偏远山区教师的数量、质量都相对堪忧。因此，我们现在正在倡导，政府和公益组织要更多关注边远地区学校的教学建设、课程开发、教师培训、留守儿童关爱等等。

 

我认为，“微校计划”首先起到了社会倡导的作用。光靠希望工程，无法改造所有的乡村学校。要真正推进农村教育，政府还是应该要担负起主要责任。我们希望社会各界更加关注这些条件落后的乡村教学点，尽一份力量去改善那里的条件，让当地的教师安心，让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同时，我们也对外努力推广成功经验。比如，引导企业参与捐助，与政府积极配合形成合力。在推行“微校计划”时，我们与当地政府签订协议，共同商议要重点改造和推进之处。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公益组织的资源更好地投入运转。

 

文汇报：与25年前相比，“希望工程”的工作重点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吴宗勋：过去，“希望工程”主要的工作是帮助农村改善办学条件，尤其是建设村级学校。现在，我们将工作的中心向边远地区的自然村教学点延伸。那里的师生更加需要我们的帮助。

 

近些年来，在改善硬件设施的同时，我们还拓展了一些教学项目，尝试从“软件”出发，提升教学水平。我们的项目包括教师培训、快乐体育、快乐阅读、快乐音乐等。我们不仅希望在乡村的贫困地区建起学校，还希望当地的孩子能够多元化地成长、发展。

 

“快乐体育”和“快乐阅读”等项目的初衷都是为了拓展当地孩子的兴趣。城市的孩子们在暑假可以上很多兴趣班，而农村的孩子就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号召大学生到农村里给孩子们说故事、讲国学课、组织体育运动，这对他们来说很有价值。现在，我们就组织了广西师范大学的学生，利用寒暑假回到自己的家乡，辅导当地的孩子。

 

文汇报：“微校计划”主要用于改善当地办学的硬件设施。然而，当地的中心校的负责人表示，师资紧缺才是当下最严峻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吴宗勋：在师资建设上，广西自治区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比如，通过定向招生的方式，招聘了数千名师范生作为全科教师培养，毕业后定向到农村学校去任教。今年，广西可能会招聘超过6000位特岗教师。

 

从公益组织的角度而言，我们一方面更多鼓励、引导本县的孩子去报考师范学校，未来教书育人。就我了解的情况，很多农村孩子面临选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往往对未来还是迷茫的。我问过很多孩子，他们的回答大多都是“国经贸”、“物流”这样比较热门的专业，而对自身的未来规划还不明确。我告诉他们，农村学校对教师的需求量巨大、岗位缺口多，选择读师范，未来回来当老师，你一定能找到工作。而且，你回到农村来就近工作，还能照顾父母。这样的引导工作很有必要，我也动员过很多农村孩子。

 

师资力量的不足是现实状况，也是我们觉得特别难解决的问题。现在，共青团组织和西部志愿者计划也在选一些志愿者来支援。我们也在思考，是否能够设立一些专项基金，来支持志愿者去支教？比如，由公益组织发放基本资金，志愿者工作两到三年之后，你愿意留，可以留下来补充师资；如果你不留的话，在考公务员、就业等方面，政策上也可以给一些支持。这是值得公益组织探索的。

 

文汇报记者 张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