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终于笑了。 本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摄

 

 

 

在北京大学期间的柳鸣九。

 

 

 

1981年，柳鸣九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寓所。

 

 

 

柳鸣九在书房。

 

（除署名外均资料照片）

 

裹着沉郁的空气，他似乎成了沉郁的一部分。

 

拍下的几张相片，无一不是眉眼低垂，神情落寞。我不得不笑着举起“孔雀指”：“来，看这里——”赶紧按下快门。这回柳鸣九咧嘴笑了：“呵呵，你拿我当小孩儿哄了。”

 

他今年81岁。这样的笑容，却是他如今难以捕捉的瞬间。去拜访他之前，朋友给我打“预防针”：“别提他儿子。”我没想到竟是柳先生主动提起，看我表情不忍，甚至反过来安慰：“没关系，好多年了，可以说了。”

 

8年前唯一的儿子英年早逝，是他最痛的记忆。旁人看不到他一夜白头，头发早在三四十岁就少白了。他用文字将自己拽回儿子的童年和少年，一头溺进欢乐往事，而失子之痛仍然碰也碰不得，写到“心里一揪”就立即收笔。如今“可以说了”，那么平静，仿佛说的是上辈子。只有右手微微颤抖，他患上了帕金森。

 

9月5日，15卷《柳鸣九文集》在北京首发。在文集中，你能够看到的是，他选择将所有的磨难照单收下，又感恩生活的额外赠与：书，不断地出，文章，不断地发。30年的长期相处与仁义相待，也让他与一个农民工三口之家由并非亲人到情同亲人，他“得以享受准天伦之乐，并且四体不勤而衣食无忧。”

 

按时吃药，坚持做体操，晚睡早起，但从不熬通宵，从不沾酒，憎恶吸烟，除了听古典音乐与散步外，几乎没有别的休闲方式……已经倚傍了一辈子，并且还将继续倚傍下去的书斋生活让他感受到存在。“书斋生活是最无趣的了”，虽然嘴上这么说说，深情心迹却流淌在《且说这根芦苇》一书中：“不论是什么时候，坐在沙发上，面对着这两个书柜，我总有赏心悦目、沾沾自喜之感。疲惫时，我在这里得到酣畅的休息，恢复了元气；苦恼时，我在这里得以豁然开朗，如释重负；陷入困顿或遭到打击时，我在这里获得温馨的慰藉与安抚；无所事事时，则在这里又获得起步前行的方向。因此，这儿是我的‘绿洲’、我的‘家园’、我的‘疗养胜地’、我的‘加油站’……”

 

“无法出全集”

 

刚才拍下的咧嘴笑的相片，背景正是那两个书架。书架上陈列着他撰写的《法国文学史》、《20世纪法国文学史观》等史集，《巴黎散记》、《名士风流》等散文集，雨果、梅里美、莫泊桑、都德、加缪等译著。写的和译的有四五十种；编选的、主编的图书则多到连他自己也算不清了，“可能有400多册吧。”书架放不下，他只能挑偏爱的陈列出来：《萨特研究》等“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10辑、“西方文艺思潮论丛”7辑、“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70卷、《雨果文集》20卷、《加缪全集》4卷、“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80卷……这样的书架，好比是这位文艺理论批评家、翻译家、散文家的学术成绩单。

 

9月5日，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的15卷《柳鸣九文集》放在哪儿呢？暂时码在书架对面的沙发上吧。“文集”约600万字。

 

既是“文集”而非“全集”，必定隐含着读者对柳先生以及他对自己下一步的期待，事实上，他正在为自己的新著和主编的一套新书笔耕不辍。但让我感慨的不只是他的老骥伏枥，也不只是他用颤抖的手写出越来越难认的字，还有——杨绛可以出全集，冯其庸可以出全集，不少名士都出了全集，而他柳鸣九恐怕无法出全集！他的学术全貌，用任何一种集子都难以囊括。以这次的“文集”为例：他主编的《萨特研究》借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东风，颠覆了其时肆虐的“日丹诺夫论断”，给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以历史地位。谁料，当年政治空气忽然“倒春寒”，该书被禁止出版，后又再版重印，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的公共事件。如此重要的一本书，唯有柳鸣九为其撰写的序言才被收入《柳鸣九文集》。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这让“文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看上去像索引，也就是说，某一篇文章实际上代表着背后的一本书、一套书、一个文化工程，就像水面上的冰山一角，从而反观到他为此投诸的脑力、体力、精力。也只好这么“索引”了，除此之外，似难以找到更现实地呈现他学术概貌的方法。

 

望着“文集”和书架，柳鸣九心情复杂。一方面，他是欣慰的，老驴拉磨、聚沙成塔的日日勤奋竟让他填满了那两个书架；另一方面，他有彻悟意识，学海无涯，人生有限，个人能力也有限，永远也难以达到完美的境界。他自称“矮个子”，既指个头矮，也借喻自己“智商水平中等偏下”，只是留下了一些“劳绩”，不敢奢谈含金量有多高，不过，“几根火柴棍绑在一起，多少有了一点硬度”。

 

“我做的事情不外乎推石上山。”柳鸣九很推崇加缪的《西西弗神话》，“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在不断推石的过程中，享受每一步进展带来的乐趣。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若干年过去，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最后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甚至只留下一颗小沙粒。若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矮个子”推石上山的姿势，执拗、专注而虔诚。不仅仅是其学术品质的定格，也是他的习惯、心瘾和人生哲学。好像不这么推，他就不能站起来、往前走、向前看。只不过，他不敢看太远。百岁杨绛出版了中篇小说《洗澡之后》、93岁的翻译家许渊冲正在雄心勃勃地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他们是奇迹。我不行。”柳鸣九说，“我不敢给自己列十年计划，只能看到明年，一年一年往前看。”明年将推出他主编的“当代思想者自述文丛”，他自己也将有新作收入。

 

这里，我突然很想改一改明代诗人钱鹤滩的《明日歌》。岁月易蹉跎，岁月亦有情，它若能听见一位老人的心声，那么能不能——明年复明年，明年何其多……

 

“主课作业”

 

我们的谈话竟然是从柳鸣九坦言自己学术上有失误开始的。

 

“不少人都说我在学术上有胆识，但我不是从来就有胆识的，而是用经验教训换来的。”他确指，1963年，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的一篇批判法国新小说派的长文就是一例。虽然为写这篇文章，他在资料准备上下了不少功夫，文中仅从外文报刊上引证的材料注脚就有六七十条之多，但他一直把它视为自己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污点”。他说，“此文虽为与人合作，但我是执笔者，失误概由我一人负责。”柳鸣九从不把此文收入任何一个文集，并引以为戒。

 

用经验教训换来学术胆识，这是时代变化的产物，柳鸣九对此作过回顾。他们那一代青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成长入世，当时大都慷慨激昂，“每当听到‘伟大辉煌’、‘日新月异’的消息，我就热泪盈眶。每当节庆游行经过天安门广场，我就心潮澎湃，泪流满面，两三个钟头平静不下来。心里充满了对个人主义私心的原罪感……”后来，柳鸣九给儿子取名“涤非”，正是缘于他自我改造、追求进步的愿望。

 

对自己左，对新小说派焉能不左？何况上世纪60年代，那一代人头脑里本来就塞满了历史时代造成的教条、戒律与禁锢，至少苏式意识形态当时在中国仍享有权威的地位。柳鸣九不可能跳出当时意识形态体系的“如来佛掌心”。现在，回过头去看，柳鸣九将自己那时候的情状谑称为“左倾幼稚病”。

 

来势汹汹的“文革”将他裹挟而去。他顺应过、盲从过，终究又轮到自己被冲击、被批斗。他蓦然惊醒：不是他错了，也不是前辈学人错了，而是这个时代错了！“文革”夺去了知识分子最好的年华，柳鸣九在痛惜的同时也庆幸：“那是我擦亮眼睛的10年。”

 

“文革”后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久疲厌战，相对松散。等待发落的柳鸣九萌生了编写法国文学史的念头，并串联起3位搭档：郑克鲁、张英伦和金志平。当时，做业务是“不合法”的，柳鸣九等于是开办了“地下工厂”。

 

为什么要编写法国文学史呢？原因是：建国前的1946年，尽管有前辈学者的法国文学史论著问世，但译述痕迹甚明显，其蓝本是国外的某部外国文学史；建国后的1958年，尽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法国文学简史》，12万字，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法国卷的“文学部分”，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意识形态，均大受限制甚至过时。

 

那么，直接翻译国外同类论著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是由不同国家、不同读者、不同人文背景的现实决定的。比如法国本土的文学史，不少篇幅天马行空不着边际，而对于作品内容的介绍以及历史社会背景的论述则往往语焉不详，这符合法国人的文风和知识结构，但对中国读者而言，详略配比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另外还有参照系的不同，审美的不同……凡此种种，使得柳鸣九他们的“产品”，不能照抄照译，必须重写重编，它的可取可贵，正在于它无译述的成分，完全是中国学人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分析、自己的表述，而在资料的丰富翔实上，则同样达到了国外同行的专业水准。

 

对于自己的知识积累、文学见识、品鉴水平，柳鸣九是自信的，但在那个特殊年代，比这些更关键的是高举怎样的思想旗帜。柳鸣九以他被擦亮的眼睛和学术勇气，坚决破除“四人帮”对待文化遗产的“彻底批判论”，“不过，我并没有走得‘太远’，有所‘出格’不过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希腊时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启蒙主义文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那些充满热情的评述为准绳，采取一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文化历史观的立场，但这在当时已经很背离‘文革’的政治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各文化单位恢复业务，出版社急于拿出“像样”的学术读物。某些学术权威“涉水太深”，论著中的“梁效”色彩无法清除而成了废品；而柳鸣九他们怀着反潮流意识写出来的《法国文学史》上册，倒是恰逢其时，未作任何修改就顺利出版。这让学界“执牛耳者”李健吾“雀跃欢呼”，有感自己体力已衰，“而他们则胆大心细，把这份重担子挑起来”。

 

自1972年动笔，至1991年将《法国文学史》三卷本出齐，20年间，从策划、拟定提纲，到撰写其中的三分之二篇幅，柳鸣九投入了巨大心力。虽说动笔之初只求不负内心而未敢期待它们的前景，但最纯粹的治学撞上了意外犒赏。作为中国人写的第一部多卷本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获1993年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比这更无形、更难得的“犒赏”是，经过数十载光阴，它们至今和时间同在，仍然是一部学界公认权威的学术读物。

 

三卷本《法国文学史》被学界誉为“完璧”，钱锺书评价该书“已超越老辈专家”，而柳鸣九却看到了学术“缺口”和不容止步的理由。《法国文学史》只从中世纪写到20世纪初，柳鸣九又就此后近百位作家的两三百部作品写出近80万字的专题评论，编纂成《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上下册。至此，柳鸣九完成了对法国文学全过程的梳理和评析。

 

在日前首发的15卷《柳鸣九文集》中，上述两部书分处第4卷至第8卷，占“文集”总篇幅的三分之一。它们被柳鸣九称作“主课作业”，“不问功德圆满，但求善始善终”。

 

学术胆识

 

明明是5卷的容量，为什么不一气呵成而偏要划分为三卷本《法国文学史》和上下册《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两套书呢？《法国文学史》第一卷《前言》里宣称，“只写到19世纪，20世纪部分日后将另行成书。”当时不好言明的真正原因是：20世纪之前的法国文学尚有马恩论述可依，可20世纪以后的法国文学，却被一个叫日丹诺夫的人泼了一身脏水。不请走这尊“神”，没法接着写。

 

日丹诺夫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给20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下了如下论断，“现在，无论题材和才能，无论作者和主人公，都在普遍堕落……沉湎于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迷醉于色情文学和春宫画片，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化衰颓与腐朽的特征……”中国从“苏联老大哥”那儿引进此论断，尊奉为涉外文化工作的信条。

 

柳鸣九毕竟是西语系出身，学科、工作条件与职务，使他对外部世界的文学状况有清醒的认识，他确知20世纪文学艺术在规模、分量、深度、价值与意义上，并不逊于马克思、恩格斯见识并盛赞过的西欧古典文学艺术。“知”，有时是“祸根”，他因此生出要对“日丹诺夫论断”揭竿而起的“祸心”与“反骨”。

 

很快，“有准备的头脑”迎来了机遇。1978年春夏之交，“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国。柳鸣九对“日丹诺夫论断”“三箭连发”：一是当年10月，在全国第一次外国文学工作会议上作了“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几个问题”主旨发言；二是次年在《外国文学研究》的前三期上连载6万字“檄文”；三是于1979年9月在《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上刊载笔谈。从20世纪之初的反战文学，到稍后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文学、抵抗文学，一直到战后的存在主义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愤怒青年”文学、“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以及新小说派……整个20世纪西方文学被“实践检验”而闪耀出的积极意义，在柳鸣九的条分缕析中清晰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日丹诺夫论断”的欣欣景象。

 

自提出“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几个问题”之后，柳鸣九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重新评价”了萨特和存在主义，在80年代末“重新评价”了左拉和自然主义。既然是“重新评价”，那自然会搅动原有学术生态，侵犯某些人的学术利益。很快，他就碰上了麻烦：对日丹诺夫揭竿而起的次年，便受到了“批日丹诺夫就是要搞臭马列主义”的指责；1982年，也就是《萨特研究》出版之后的第二年，该书被作为“清污”对象而禁止出版，直至1985年才得以解禁、再版重印。这个屡屡被“重新评价”“专业户”的学术道路极不平坦。

 

他不是不懂谨言慎行、明哲保身、韬光养晦之略，也不是没有看到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的实例，那他为什么依然选择“出头”和“招风”？

 

这里且录一段他对此问题的笔答：“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有谨言慎行、求全隐忍的习性，我也不例外。但是有时候为了在学术上，把问题讲得实事求是、讲得明明白白，乃职责所系，有些话就不能不讲，而要讲有时就得有点勇气，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胆’字。但光有胆，光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是有点危险的，很可能成为一个冒失鬼。你还得有讲话的理论准备，时间、地点、条件的选择，对最坏可能性的估计，采取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采用什么语言，包括遣词造句，所有这些你都得事先想明白，有冷静的思考，有周密的准备，剩下来的事情才是‘大胆地往前走’。我以为这种周详的考虑与准备就是一个‘识’字，见识，胆识，两者缺一不可。我在对日丹诺夫揭竿而起、为萨特挺身而出的这两个问题上，大致就是这么做的，后来果然挨批，不过结果也未出意料，毕竟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我反倒赢得了有学术胆识的名声。”

 

记者手记

 

一方面自称“矮个子”、“智商中等偏下”，另一方面却激扬文字、著作等身。“这并不矛盾。”柳鸣九解释说，“只不过别人涉猎广泛，过得丰富多彩，而我把精力相对集中地投入了我的专业工作，施用在单位面积上的智商量反倒相对多了一点，如此而已”。

 

“我劳作故我在”，这是柳鸣九给自己定义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本质。父母为使他获得良好教育的艰辛付出，北大求学期间所受熏陶和师承，西方文学的高山仰止，来自学界的竞争压力，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这些均不容他随意处置自己的生命与精力，唯有心无旁骛，辛勤劳作。

 

尽管柳鸣九自觉屏蔽了书斋之外的种种快乐，但在书斋之内，他却能做到既学而专、又学而通，不仅高质量完成了法国文学史的“主课作业”，还将翻译、写随笔、编书等“副业”搞得风生水起。再加他写过不少影评，故而给人以通才的印象。

 

“归根结底，我的立足点还是法国文学。”柳鸣九自谦道，“法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很多思潮和流派的发源地，加之我做过一点西方文艺批评史的工作，超出法国国界略为兼及其他国家并非太难，因此，出版社把有关欧美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型丛书的主编工作委托我来做。”“写散文则完全是性之所致。人文学者本来就有人文关怀、人文视角，触及世间万物莫不碰撞出火花。”《名士风流》、《且说这根芦苇》、《父亲、儿子、孙女》等书正是他近些年完成的随笔集。

 

“且说这根芦苇”，说的正是他自己。柳鸣九以“芦苇”来形容个人的速朽，但速朽的生命若能为这个社会添加独创性的东西，那么，你的奉献就是难以磨灭的。如同“推石上山”，推石的人可以老去，石头可以变成小沙粒，但小沙粒并未消散在风中，推石的故事还在流传。“人文领域是积累而非取代的领域。”柳鸣九说，“添砖加瓦就是积累，那么，添砖加瓦吧！就像伏尔泰在启蒙时代所提出的，‘要紧的是耕种我们的园地’，也像拉伯雷在文艺复兴时代所喊出的，‘去畅饮吧！畅饮吧！’”

 

文汇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