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钱蓓

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针对“居民自治项目”的经费安排，做了一场“协商民主测验”，随机抽取辖区居民进行协商对话

街道有约100万公共经费，准备分给社区，用于居民自治项目。以前的拨款程序通常是“居委申报-街道批准”，现在换个玩法，中间加道环节——全民评议。全民是什么概念？做这个试验的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有18万人。

不可能18万张嘴都来评议。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相关专家为浦兴路街道引进一套“协商民意测验”方案，随机抽样邀请360名居民，请他们按照严格的“协商对话程序”评议各居委申报的项目。理论上，每个年满18周岁的居民参与协商的几率是相同的。

作为十八万分之一的你，能影响政府决策吗？如果被抽中，你会去和那么多人作整整一天的“协商对话”吗？这套在国外常见的民主实践程序，有可能影响你的民主意识和协商能力吗？

民主理念和民主实践之间的技术链

基层民主是老生常谈，人人都道民主协商好，但什么叫协商？座谈会，座谈会，还是座谈会？政策制定者和社区工作者不缺乏理念，只是民主理念和民主实践之间缺一条技术链。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主任韩福国说，社会主义民主需要一架梯子，让它从“理念的天花板”走下来。

“协商民意测验”是架设梯子的一种尝试，它是一套起源于斯坦福大学的民意调查方法。2005年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士·费什金教授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何包钢将之引入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用于重大事项和公共预算的民主恳谈。“协商民意测验”区别于居民座谈会的特点在于严格的协商程序，浦兴街道从头至尾体验了这套程序：科学抽样，确定与会居民；上门通知居民参会，请他们填写前测问卷；发放申报项目的资料，供与会者掌握消化；回收前测问卷。协商对话当天，与会者准时签到、随机分组，熟悉议程和发言规则后进行小组讨论并提交疑问，然后转移到大会场，听专家和项目负责人答疑。24个项目分两批协商完毕，与会者填写后测问卷。

前后两份问卷由高校技术团队作统计分析，最终通过量化数据来反映与会者对自治项目的态度变化。

从前期准备到协商大会召开用了半年时间，浦兴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蔡叶罡说：“决策前的慢不是坏事，经过认真协商的项目，更能体现居民的意愿，执行情况也更好。”蔡叶罡表示，政府实施惠民项目，习惯性地“为民做主”，但居民未必领情。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让公民参与公共决策。

“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决策有发言权吗？

政治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研究选民行为时提出了“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的概念，作为千千万万公众之一，个人很容易断定自己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要为公共事务投票，势必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而决策结果对个人并没有直接影响。这导致人们愿意保持“理性无知”的状态。

协商民意测验问卷设计了相关问题，要求参与者对几个表述打分。韩福国分析，对比前后问卷，浦兴路街道的居民对自我参与公共决策的能力和质量有着明显的认同。（见左下表格）“1”代表“完全同意”，“5”代表“完全不同意”，“政府工作人员非常重视我的看法”的数值下降，也就是说，协商过后居民更加赞同这个判断。

“大多数公共事务非常复杂，像我这样的人不太明白”的数值轻微上升——协商过后居民更加不赞成这一判断，这意味着他们更相信自己能弄明白公共事务。

“我关于公共事务的意见值得政府听取”的数值有所下降，居民对这个判断的赞同程度提升，说明协商过后他们更看重各自的意见。

“政府会认真考虑我今天发表的意见”的分值下降，居民对这个判断的赞同程度提升，说明居民对自己的意见进入决策环节的信心提升了。

有趣的是，“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决策行为没有发言权”的数值下降了，说明居民对自身发言权的主张力度降低了。这和前几个数据得出的积极反馈不同，居民在发言权的问题上好像变得消极了，这是“理性无知”作用的结果吗？

人会不会来？改变发生了吗？

比起数据，浦兴路街道自治办主任代敏的感受更直观：“当居民能够参与和影响公共经费的使用时，他们会对经费精打细算，像从自己口袋里的钱一样。有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花费，很多居民觉得没有必要。”最典型的是志愿者补贴问题。代敏介绍，出于激励社区志愿者的需要，有些居委会会通过项目申请方式为志愿者争取补贴。补贴分到每个志愿者头上都很少，但很多居民认为志愿者补贴不该有，志愿服务应该无偿。

个别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自治项目，也有居民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设施建设是小区住户的分内事，费用应该由维修基金承担，不该动用自治金。

根据居民的“把关口径”，今后自治项目的申请难度可能会提升。再考虑到申请程序比以往复杂，代敏甚至有点担心“钱花不出去”。因此，她计划明年扩大居民自治项目的申请对象，允许社会组织、居民团队“投标”。

如此种种，不是协商民意测验的直接目的，但这桩充满实验色彩的尝试，确实带给参与各方很多新的认知。居民对公共参与的认同有了改变，政府工作者对居民的认知也发生了改变。

事实上，在筹备协商对话的半年内，协商民意测验团队始终处于“人会不会来”的焦虑中，谁都不敢低估大都市的冷漠症。他们在街道6.5万户居民中随机抽取了400个门牌号，设置“18岁以上，生日距离5月31日最近”的条件，每户一人参会。有效的参会名单包括360人，但是能有几个人到场？

最终有120多人来到会场，还有居民带着家属前往。场面的热闹超出预期，项目团队的技术指导分析，到场人数越多，问卷结果的误差越小，120多人出席的结果“非常非常好”，足以把问卷误差压缩在极小范围内。

和原先的设想类似的是，参与测验的多为中老年人，与会居民平均年龄56岁。签到时工作人员发现，有些居民对社区情况并不了解，甚至分不清自己是哪个小区的。所有的意外和不意外，都值得基层民主协商的关注者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