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各段城墙平面位置图。(除署名外，均本报资料照片)

 

 

 

李伯谦(前)、林留根(后左)、雷雨(后右)等在讨论北城墙断代等问题。本报记者付鑫鑫摄

 

 

 

参加成果论证会的专家在青关山城墙附近分析、讨论。本报记者付鑫鑫摄

 

 

 

红烧土建筑F3内发掘象牙时的情景。

 

 

 

金箔片

 

 

 

玉璋

 

 

 

绿松石

 

 

 

青关山土台出土的玉锛。

 

日前，三星堆遗址2011～2015年考古勘探、发掘成果专家论证会在四川省广汉市举行。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公布了“十二五”期间取得的进展，包括:新发现5道城墙，合围2个小城，城圈结构逐渐清晰;新发现青关山土台及3座大型红烧土建筑，月亮湾小城的性质初步明确;新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夯土台面，明确三星堆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又一中心遗址。尤为重要的是，三星堆遗址北城墙的发现，实现了近30年来三星堆考古工作者的夙愿;同时，用实证否定了以前的判断———曾以为鸭子河是三星堆遗址天然北墙。

 

三星堆遗址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使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成为信史。古蜀国的中心，也因三星堆得到确认。

 

三星堆古蜀国是中国古代中原周边地区颇具典型意义的“古国”之一，填补了中华文化演进序列中的缺环。三星堆文明作为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再次证明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

 

始于1929年的考古工作史，震惊世人，重大发现层出不穷。

 

冬末春初，四川盆地夜长昼短，清晨7点，明晃晃的月亮还挂在天上。即使是上午8点，天蒙蒙亮，薄薄的雾气仍旧笼罩在山野河涧之上，平添了一层朦胧美。鸭子河两岸的芦苇随风摆动，汽车在无人的乡间公路上疾驰，路旁的油菜花身染寒霜却傲然挺立……

 

距离成都市区约四五十公里的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就隐匿在这片村落里。下车后，翻过一片菜地，爬上一个小坡，就到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冉宏林的工作地———青关山土台。

 

2013年，冉宏林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身为重庆人，他对川渝地区有着独特的情感，总希望能够用己所长、回报故乡。毕业后，他顺利地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并入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

 

5年考古最大成就是啥?北部城圈结构基本清晰

 

参加工作后，冉宏林亲眼见证了“十二五”期间三星堆考古陆续取得的突破。在三星堆遗址北部，相继发现5道城墙，分别为真武宫城墙、仓包包城墙、青关山城墙、马屁股城墙和李家院子城墙(见右上图)。

 

真武宫城墙，位于三星堆城址北部的真武宫梁子上，北临鸭子河。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残长逾200米，顶残宽约15米、底宽逾21米、残高1.7米，始筑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偏晚，即夏代晚期。

 

“真武宫城墙呈斜向堆筑，城墙结构与月亮湾城墙相同。真武宫城墙的东端与月亮湾城墙的北段几乎垂直相接，二者可能为同时建造。”在三星堆遗址2011～2015年考古勘探、发掘成果专家论证会上，报告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说。

 

其次是仓包包城墙，位于三星堆城址东北部的仓包包梁子上，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东抵东城墙北段并与之近直角相接，西隔月亮湾城壕与月亮湾城墙垂直相望，南侧并行一条宽约40米的城壕并与月亮湾城壕相通。残长550米、顶宽约20米、底宽近30米、残高2.7米，始筑于三星堆遗址三期，即商代。斜向堆筑，城墙结构堆筑方法与南城墙基本相同。

 

而青关山城墙，位于三星堆城址西北部的青关山台地北缘，城墙走向与真武宫城墙相近，二者位于同一直线上。残长140米、顶部残宽10－15米、残高近3米，始筑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偏晚，即夏代晚期。

 

“青关山城墙的筑造方法和结构，与真武宫城墙相同。由于两道城墙基本位于同一直线上，我们可以推断青关山城墙与真武宫城墙都是北城墙的部分所在。”冉宏林在青关山土台实地解释道。

 

马屁股城墙，位于三星堆城址东北角，仓包包台地东北边缘，北侧即为鸭子河滩地。目前保存状况较差，现存残高仅0.2米至1.6米。城墙呈拐角状，南接东城墙北段，西延约20米长并可直线对接真武宫城墙(北城墙中段)。经考古发掘和勘探明确，确认该拐角由外廓城“东城墙北段”和“北城墙东段”残留构成，始筑于三星堆遗址三期，即商代，且城墙结构与东城墙南段相近。

 

李家院子城墙位于三星堆城址东北部，南端与仓包包城墙西端相接，北边为坐落于鸭子河滩地的李家院子。现存长度约150米，宽约20～25米，西(外)侧壕沟与月亮湾城墙共用，始筑于三星堆遗址三期，即商代。

 

“李家院子城墙的筑墙方法，与仓包包城墙基本相同。考古发掘还确认了李家院子城墙和仓包包城墙明确相连，二者应为同时建造。”雷雨说，此外，还发现有城墙修筑时的施工通道，城墙东(内)侧有补筑现象。

 

从年代来说，月亮湾城墙、真武宫城墙、青关山城墙和西城墙北段的城墙结构相同，始筑年代均为夏代晚期，因此，这几道城墙极有可能是同时期建造的，它们可以合围成一个小城，即月亮湾小城，面积将近46万平方米。仓包包城墙、李家院子城墙、马屁股城墙和东城墙北段也可合围成一个小城，即仓包包小城，其面积约8.8万平方米。

 

雷雨强调说，随着外廓城北城墙(青关山—真武宫—马屁股)等城墙的确认，以及月亮湾小城和仓包包小城的合围，三星堆城址，尤其是北部，城圈结构已基本清晰。这对于认识三星堆城址的聚落结构具有深远意义。

 

精美文物有哪些?金箔、玉璋和绿松石

 

冉宏林说，以前社会公众只知道祭祀坑出土了青铜面具等精美文物，可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光有点上的工作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点、线、面的结合。

 

“‘十二五’以来，最大的考古发现就是点、线、面都有取得突破。在勘探和调查方面，我们不仅对遗址本身的遗存分布、堆积状况和保存情况有全面认识，还跳出遗址本身，研究了遗址与其所处区域的关系，即在‘面’上有重要收获。‘线’上则是北边5座城墙的相继发掘。青关山土台和土台上3座红烧土建筑，就是‘点’上的工作。”站在青关山土台上，冉宏林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对技工、民工发掘出土的陶片进行审视、判断。

 

他告诉记者，每次发掘，出土的陶片数以千、万计，别看陶片很不起眼，但分期、断代全靠它们。出土的碎陶片拼接成完整器形后，可用类型学来进行分析。“所谓类型学，就是通过一些器物的演变，比如说，陶器从高瘦型变成矮胖型等。我们将器物形制伴随岁月流逝呈现的变化，排成一个新的时间轴。遇上新出土的陶器，在时间轴上做比对，判断它更接近于哪个时代，并得出相应的推论。”

 

实际上，青关山土台，位于月亮湾小城西北角的青关山台地南半部，北边间隔约20米即为青关山城墙。经过勘探得知，土台面积近5500平方米，厚约4米，由夯土、红烧土和文化层相间叠压堆积形成，其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至西周时期。

 

土台和青关山之间宽约20米的凹地内，填充的多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生活堆积，也有出土大量西周时期完整陶器，乃至玉璋、绿松石和金箔片等高等级文物的灰坑、灰沟和房址等。这表明在西周时期，至少在西周早期，三星堆遗址仍比较繁荣，尚未极速衰落。

 

据介绍，在青关山土台的灰坑(即生活垃圾坑)中，出土了2块金箔片，约大拇指指甲盖大小;残留的玉璋长约30厘米、宽约15厘米，还有4粒绿豆般大小的绿松石。

 

“每粒绿松石上都有小孔，我们当时还特别遗憾，怎么就剩这么几个了。要是有一整串，该有多好!”冉宏林说，考古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一旦发掘哪里，最好把所有的信息都提取完毕，否则，挖了就是破坏，以后再挖又会构成新的破坏。“况且，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挖了一次就不能重来了。”

 

在土台上，冉宏林详细讲解了编号为F1－F3的三座大型红烧土建筑。揭露最完整的建筑F1位于土台南部，平面为长方形，纵轴呈东南———西北走向，长逾65米，宽近16米，建筑面积逾1000平方米，是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

 

推测F1可能为干栏———楼阁式建筑，由多间“正室”以及相对应的“U”字形“楼梯间”组成，所有房间分为两排，沿中间的“穿堂过道”对称分布，廊道两侧各有3排柱洞，南、北、西墙墙基外侧有一排密集排列的凸字形“檐柱”遗迹，其内侧有一列平行的“柱础”。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墙基内包含物以及建筑形制判断，F1的使用年代大约为三星堆遗址三期(商代)，废弃年代大致与一、二号祭祀坑同时。

 

在一些被画了圈的柱洞内，累积着好些卵石。冉宏林告诉记者，这些卵石推测是巩固木柱的根基，功能类似是现代石柱的柱基。“依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建造如此大型的单体建筑，通常非富即贵，不是一般百姓能够负担得起的。普通人家，树篱糊墙，立几根木头柱子，架起篱笆，糊上泥巴，烘烤一下就完事了。”

 

F2尚未揭露，形制并不明显，不过，根据F2的夯土面被F1红烧土叠压，推测其年代应早于F1，有可能是F1前身。

 

城址发掘有何重大意义?月亮湾小城可能是宫城

 

F3的发掘起源于当时寻找F1的东墙。那是2014年下半年，在F1东侧发现了红烧土，起初以为是F1的东墙，顺藤摸瓜才发现是两个建筑遗址。后来，总算摸清楚了F3的北墙和东墙。只是，F3保存也不完整，通过现存部分看，其走向、形制与F1相似，年代也基本相当。

 

“F3里面出土了一根口径约15厘米的象牙，我们当时还是很兴奋的。”冉宏林激动地回忆自己第一次发现象牙的情景:当时，听说有象牙，考古工作人员第一反应不是马上取出象牙，而是要给它“安户口”。具体来说，就是象牙出在哪个土层，这个土层大约是哪个年代的，这样才好帮它断代。

 

冉宏林推测说，建造F1、F3这样高等级的建筑，首先要平整地面，因此，有可能要从其他的地方运土来夯平地表。为保证建成后的房子屹立不倒，还可能举办祭祀仪式。在填土或建筑过程中埋入象牙、玉璧和石壁等物，很有可能与祭祀有关。这也就是为什么附近的祭祀坑、仁胜墓地以及成都金沙遗址都有出土象牙的重要原因。

 

距离象牙发现地几米处，在F3西北角区域还发现有打破F3的南宋墓葬。据说，在考古发掘前，青关山土台曾是一片桃林和养鸡场。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这里除了遗址，还出土了很多古代墓葬，以汉代和宋代的墓葬居多，甚至还有战国船棺墓葬。

 

在F1的北边，记者还发现有6个大小不一、长条形状的坑洞。冉宏林说，至今，考古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这些究竟是什么，作何用途。“此类未解之谜，只能有待将来揭晓谜底。”

 

在雷雨看来，青关山土台和F1、F2、F3三座大型红烧土建筑的发现，表明这一区域属于遗址核心地带，极有可能是当时的高等级人群活动区域。在月亮湾台地，历年也发现有陶瓦等重要遗物，可知该区域也十分重要。“我们目前推断，囊括青关山土台和月亮湾台地在内的月亮湾小城，很有可能是三星堆城址的宫城。”

 

距离F1建筑约20米开外，在发掘青关山城墙(约处夏代晚期，距今3600年左右)的过程中，还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夯土台面　(距今逾4100年以上)。该台面表面大致平整光滑，由浅黄色和青灰色粘土夯筑而成，未见夯窝等夯打遗迹，其面积应在500平方米以上。

 

在夯土台面的偏北区域发现两排23个柱洞，柱洞直径最大可达40厘米，最小也有20厘米以上，两排柱洞整体长约10米，间距约2米。受发掘面积所限，两排柱洞所属建筑的面积和结构尚不清楚，推测应是一座大型建筑。

 

“小的柱洞，有出土过竹子被烧后炭化的痕迹，推测当时的平民建筑可能是竹骨篱墙。”冉宏林说，“这么光滑的夯土台面，台面之上还有大型建筑，据此推断，三星堆遗址的重要性肯定不亚于宝墩文化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遗址同样是成都平原的中心遗址之一。”

 

青关山城墙的主体发掘工作已于去年6月结束，并在城墙下面发现了3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其中一个墓穴的人骨清晰可见，仔细看还能看到人的手指骨。除了大量陶片，尚未发掘出其他随葬品。令人遗憾的是，陶器没有区分主人身份的功能，墓葬应为平民墓穴。

 

未来考古方向是在哪儿?水系、墓葬区、手工业

 

问及对三星堆过去的考古工作有什么心得体会，冉宏林很谦虚。他说，他学的专业是考古，考古就是每天发掘、再发掘。“我个人不喜欢太复杂的生活，考古嘛，关键是要耐得住寂寞!我一直住在三星堆考古工作站里，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对我来说，工地每一铲土下都是惊喜。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发掘特别的文物，而是为了解决学术问题才来干这行的。”

 

据悉，过去5年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在三星堆遗址西城墙外、西北角，沿鸭子河上游，做了55平方公里的考古调查;并在遗址保护范围内，做了约9平方公里的考古勘探。这些摸底工作，将为“十三五”期间的三星堆考古打下坚实的基础。

 

雷雨说，西城墙在月亮湾小城处有一个拐角，然后南段与其有一段距离是空白的，初步认定，这是三星堆古城水门所在。除了水门，在对北城墙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一条“大沟”，这条大沟将月亮湾小城和北城墙隔开，而且马牧河穿三星堆古城而过，说明三星堆时期，城内水系很发达。

 

为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指出，既然在西城墙有一处水门，水系与古代聚落联系紧密。“我建议，是否有必要在‘十三五’规划中，重点关注三星堆遗址水系研究。第二点，则是南城墙处遗迹较少，其附近遗址的功能定位也可多留心。”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说，三星堆遗址的水系十分复杂，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那么城池的使用功能和平面布局就没法做到清晰可辨。“城墙中间出现水门，城内有水系，这条水系有没有可能不是城墙外的护城河，而是解决百姓生活用水的?另外，三星堆遗址城墙拐角不够明显，是否也与水系有关?”

 

据三星堆研究院院长肖先进透露，截至目前，西城墙、月亮湾小城和高等级墓葬区等功能分区并不清楚，或许可以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重点。他还提出，四川早期先民的建筑中，出现过前院有柱子、后院仅为土坯墙的大型建筑，可否作为研究三星堆建筑遗址的参照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在总结发言时说，建议三星堆考古把高等级人群的墓葬区(即俗称的“王墓”)寻找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因为这类墓葬往往浓缩了一个时期的文化精髓。

 

冉宏林解释道，上世纪90年代，在三星堆遗址外围仁胜村曾抢救性地发掘了仁胜墓地20多座墓葬，但仍不是高等级墓葬。而上世纪80年代末，2个祭祀坑出土的精美文物如此之多。“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2个祭祀坑单独摆在那里不太合理，理论上，周边应该有祭祀用的宫殿等建筑或其他遗迹，甚至高等级墓葬区。”

 

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如此多的青铜器、玉器，其制作耗时耗力，相信只有当时的垄断阶层才有权力发号施令、调配众人完成如此浩大、繁复的工程。那么，这些器物是怎么做出来的?手工艺人在哪里?他们是如何被管理的?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专家们的建议，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先做城址和水系，再做墓葬区和手工业。”冉宏林说，希望每天都有新收获。

 

文汇报记者　付鑫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