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追随柏万青？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锦清看来，在高度利益化和诚信缺失的时代，柏万青提供了一种诚信纽带，不同的项目都能够找到不同的处理方式，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她都能够给予一种满足。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在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那里找到了意义。“市场提供货币，不提供意义，人没有货币不能生活，没有意义也不能长久支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吴晓明认为，柏阿姨做的许多工作，对于如何真正理解全面依法治国非常重要。作为近代法哲学的基础，黑格尔法哲学讲得很清楚，法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抽象法，即外在的法；二是主观法，即道义；三是伦理，即实在的法。外在法或者抽象法要能够有实际的效果，必须适应一定的道德状况和社会伦理。现在有些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割裂开来。如果从黑格尔法哲学的角度来说，以德治国是以较高法的治国，因为抽象法是最低的法。随着社会逐步扩大，抽象法作用必须加强，但是如果仅仅以为抽象法能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对的。在吴晓明看来，中国许许多多问题是靠伦理的方式而不是抽象法的方式解决的。所以，发展志愿者、调解员队伍，既符合中国传统，也符合当下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杨雄认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社会治理，首先需要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探索推进社区共治与自治的基层治理结构的形成。基层社区治理的本质是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特征为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在此实践过程中，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良好协作。“柏万青现象”恰恰体现了上述理念，其要意在于一一通过“社区再组织”达到“社区提升”。他同时指出，在研究“柏万青现象”过程中，也看到她时常流露出这样的担心：“我也在想，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够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杨雄认为，上海这座国际化大城市，今后确实需要有更多能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柏万青”。这就是研究“柏万靑现象”的意义所在。

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上海社科院原党委书记潘世伟对此也表示认同。他认为，柏阿姨有自己的色彩，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根据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柏阿姨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她的思路和逻辑是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佩服柏阿姨，但是柏阿姨是否被80后、90后、00后所接受？她的话语体系、观察问题的角度，如何为更多社会群体所接受，使更多代际的人能够沟通，产生持续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希望上海涌现越来越多的“柏阿姨”，只有这样，我们的城市才会充满活力，老百姓才能得到真正的心理安宁。

复旦大学“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刘春荣形象地说，柏阿姨是万人迷，也是学术和理论上的谜。他归纳了“柏万青现象”需要解释的6个特征：一是规模宏大，平时看到各种各样的草根社群都是小打小闹的，而在柏万青这里，仅中老年交友沙龙已经有1万多人，规模非常惊人。二是跨界动员，柏阿姨不仅仅动员老年人，也动员中产阶级，通过跨阶层、跨界、跨群体把各种资源衔接起来，所以她所产生的不是针对某一特定阶层的力量。三是跨地域，她在静安区，但是又产生了跨地域的影响。四是多功能，包括社会矛盾调解、老年人社交等，她的功能还在延伸，从而使边缘群体、利益表达能力比较弱的群体、社会能见度非常低的群体，能够得到表达和交往的机会。五是有持续性。六是避免对抗性，是社会治理的有效补充。

周锦尉、黄晓春等也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本次座谈会由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上海社科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天下频道“思想汇”联合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