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说过，在上海，如果你不知道“柏阿姨”，那你就out了。与一般的偶像、明星不同，“柏万青现象”展示了上海城市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草根社群力量——它吸引各个不同阶层的群体汇聚成为功能广泛、形式多样的公益和志愿服务的庞大队伍，形成集情谊、伦理的价值认同和集体行动的社会共同体。这个现象何以形成？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又具有怎样的意义？日前在上海社科院举行的《柏万青现象：黄浦江边的中国社会》出版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
《柏万青现象：黄浦江边的中国社会》（徐中振、杨雄、刘春荣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遵循一个人、一群人、一些事、一些思考的脉络，通过“柏万青现象”聚焦独特的中国“社群”现象及其活动方式，梳理草根社群的形成脉络与发展逻辑，探究个体走向群体、社群组织融入社会体制，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社群、社会与国家体制的关系格局和发展趋向。
《柏万青现象：黄浦江边的中国社会》出版座谈会上，柏万青在发言。
谈及为何会关注并长期追踪研究“柏万青现象”，上海社科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中振坦言，最初是因为“好奇”——“当初搞社区文化建设研究，发现上海很多社区都办不起来，只有静安寺街道柏阿姨办得很红火。”随着接触的增多，柏万青身上的典型意义让徐中振有了更多思考。现在很多人谈到柏阿姨，第一反应就是电视上的“老娘舅”，但在徐中振看来，“老娘舅”只是柏万青十分之一的工作内容，“在这一现象背后，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后单位’背景下个体走向群体、走向社会、连接国家的转型社会的独特路径。”
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认为，这样的草根研究很有意义，学者不能端着肩膀做事。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基础上，“总书记讲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不仅仅是被管理的对象，社会治理需要自组织参与。政府要么是块，要么是条，条块总是有管不到的地方。有了社会组织，很多问题老百姓自己就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解决。”在他看来，“柏万青现象”有社会学的问题，有国家治理、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的问题，也有历史传承问题，还有哲学问题，非常值得研究。
当天的座谈会，柏万青本人也到场作了发言。她深切感到，基层实践需要理论指导。社区要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做的是政府做不了的事，因此最好要少一些行政主义，去掉一点形式主义。“我做‘老娘舅’，不一定每个案子都能调解好，但是要告诉对方应该怎么做，要最大程度弘扬社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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