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默

前些日子，花费很多时间翻阅中央编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上世纪30年代的《译文》，这套书以“原大、原版式、原封面”为编辑原则，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学史料的原貌。回顾期刊史，30年代和50年代都有《译文》杂志，老《译文》(1934-1937)由鲁迅主编，是我国最早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期刊；新《译文》(1953—1958)　由茅盾主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译介外国文学的期刊。1959年，该刊更名为《世界文学》。

茅盾与30年代《译文》有怎样的关系

《译文》是文学月刊，1934年9月16日创刊于上海。这是鲁迅先生晚年花费精力最多的杂志，它历经创刊、停刊、复刊、再停刊的艰难过程。《译文》最初由上海生活书店印行，至1935年9月出至第13期停刊。1936年3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至1937年6月出到新三卷第四期停刊，前后共出29期。

许多读者知晓茅盾是50年代《译文》的主编，但对茅盾与30年代《译文》的关系却知之甚少。事实上，茅盾先生在30年代的《译文》也投入了大量精力。1934年5月底，鲁迅与茅盾有一次谈话，当时鲁迅认为“这几年来介绍外国文学不像从前那样时兴了，译品的质量也差，翻译家好像比作家低了一等”，他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来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这杂志，译品要精，质量要高，印刷也要好。”茅盾当即表示赞成：“目前作家们有力气没处使，办这个杂志，可以开辟一个新战场，也能鼓一鼓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的空气。”

6月份，鲁迅提出要“找一位能跑跑腿的编辑”。茅盾推荐了当时《文学》的编辑黄源，茅盾说：黄源“懂日文，译过书，与生活书店也熟，可以请他来帮忙编《译文》，只是他很忙，帮着跑跑书店、印刷所还可以，实际编辑工作怕做不了”。事实上，《译文》前三期由鲁迅、茅盾、黎烈文主编，到第四期才让黄源开始试编。直到1935年9月停刊前，茅盾参与了与《译文》有关的许多事务，包括创刊的准备、人事的安排、译品的选材、编辑、翻译等一系列工作。30年代《译文》的出版，茅盾始终是有力的支持者。

《译文》编辑人为何印着“黄源”

《译文》创刊号上，鲁迅写有这样一篇“前记”：

读者诸君：

你们也许想得到，有人偶然得一点空工夫，偶然读点外国作品，偶然翻译了起来，偶然碰在一处，谈得高兴，偶然想在这“杂志年”里来加添一点热闹，终于偶然又偶然的找得了几个同志，找得了承印的书店，于是就产生了这一本小小的《译文》。

原料没有限制：从最古以至最近。门类也没固定：小说，戏剧，诗，论文，随笔，都要来一点。直接从原文译，或者间接重译：本来觉得都行。只有一个条件：全是“译文”。

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复制的图画总比复制的文字多保留得一点原味。并不敢自夸译得精，只能自信尚不至于存心潦草；也不是想竖起“重振译事”的大旗来——这种登高一呼的野心是没有的，不过得这么几个同好互相研究，印了出来给喜欢看译品的人们作为参考而已。倘使有些深文周纳的惯家以为这又是什么人想法挽救“没落”的法门，那我们只好一笑道：“领教！领教！诸公的心事，我们倒是雪亮的！”

这篇“前记”意在说明：鲁迅办这份杂志纯属“偶然”，主要缘于个人兴趣，没有政治和社会的因素。

实际情况是，那个时候，国民党为配合军事上的“围剿”，加紧了对文化战线的“围剿”，采取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这篇“前记”之所以这样写，应该是出于能够顺利通过审查的考虑；而编辑人之所以这样署名，也是为了能够使刊物出版更顺利。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三联书店，1981年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八月五日，生活书店徐伯昕在“觉林”餐馆宴请鲁迅、烈文和我，算是书店方面与我们正式商定出版《译文》。席间，徐伯昕提出版权页上编辑人用“译文社”恐怕国民党图书杂志委员会审查处通不过，要用一个人名以示负责。这倒是个难题，因为鲁迅和我(指茅盾)都不便出面。黎烈文又不愿担任。最后鲁迅说，编辑人就印上黄源罢，对外用他的名义，实际主编我来做。

30年代《译文》译介重点是什么

据统计，50年代的《译文》对苏联文学的翻译种类和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从1953年7月创刊至1956年3月号——这可视作50年代《译文》发展的第一阶段，共计发表514篇文学作品，其中苏联作品就有193篇；而排在其后的为法国36篇，民主德国25篇，美国23篇。

与50年代《译文》上苏联文学一枝独秀的情况不同，30年代《译文》的译介重点是“弱小民族文学”。

鲁迅是在《译文》上发表作品最多的翻译家。仅在10月16日出版的第二期上，就刊载了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第一、二篇(署名邓当世)，萨尔蒂诃夫·谢德林的《饥馑》(署名许遐)，巴罗哈的《＜山民牧唱＞序》(署名张禄如)，纪德的《描写自己》、石川涌的《说述自己的纪德》(署名乐雯)。在30年代的《译文》　上，鲁迅翻译俄罗斯作品11篇，其次是西班牙四篇。日本、苏联各两篇，奥国、德国、法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各一篇。

鲁迅非常重视外国作品的翻译，学者孙郁曾在《北京日报》撰文《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孙郁在此文写道：鲁迅觉得，自己写的小说与杂文，其实不及所译著作有意义。小说、杂文所写的不过现实的黑色与内心的灰色，是速朽的东西，而他的译作，却闪着别一世界的灵光，可以祛除内心的寒气，对国人的阅读殊为重要。在鲁迅看来，要有新的文艺，没有别的路，只能拿来域外的艺术。孙郁说：“鲁迅苦苦在中文与日文、德文、英文里寻找对应物，于是形成一股新风，阅之有爽目之感。你于此可以感受到他运用语言的天赋，以及斟词酌句的良苦用心。”

从创刊到终刊的所有30年代《译文》，涉及到的译出语国家或民族有苏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匈牙利、新希腊、西班牙、爱尔兰、乌克兰、丹麦、克罗地亚、荷兰、波兰、芬兰、保加利亚、意大利、德国、瑞典等。共计发表作品133篇，其中俄国作品有28篇，法国有26篇。

仔细考察当时被译介的译出语国家或民族可以发现，30年代《译文》译介的重心是“弱小民族”或称“被损害的民族”的作品。对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是贯穿鲁迅翻译生涯的译介重心。

黄源的回忆(见《黄源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也证明了鲁迅对《译文》刊载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重视：

鲁迅先生特别注重被压迫民族作家的作品，也在文章中再三说起，他“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与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特别多。”

在30年代，不仅《译文》重点译介的是弱小民族文学，其他一些刊物也是弱小民族文学作品译介阵地。如《矛盾》月刊第3卷就曾推出“弱小民族文学专号”。而积极为这些刊物提供译文的译介者，是包括鲁迅、茅盾在内的30年代“左翼”作家。在30年代的《译文》上，茅盾共发表了译作12篇，涉及苏联、新希腊、匈牙利、丹麦、克罗地亚、荷兰六个国家的12位不同作家的作品。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回顾自己1934年的文学活动，他这样写道：

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是我在1934年的另一重要活动。全年，我翻译了短篇小说十三篇，写了外国文学评介十二篇。翻译的小说都是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上半年的登在《文学》的“翻译专号”和“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上，下半年的登在《译文》上。后来我将这些译文结集，题名《桃园》，于1935年底作为《译文丛书》之一，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鲁迅还亲自看了《桃园》的校样。

———显然，与鲁迅相似，那时茅盾所译的作品，大都也是“弱小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