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右一)和同事们又要出发了。任新摄

王鑫又出发了，这个医生已习惯了随时出发，走在取肝的路上。

王鑫所在的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已是中国肝移植重镇之一，国际器官协会主席弗朗西斯？德莫尼克说，“仁济肝移植项目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出色的之一”。在这里，除了开展亲属间活体肝移植，更多患者要借助器官捐献重获新生。当外界总在描述肝移植领衔者夏强教授“勇闯手术禁区”“技术领先世界”等等时，很少想到一枚肝脏从捐献者身上摘下、再种到患者身上的交替过程，亦充满着惊心动魄。王鑫就是这个过程的关键人，“器官快递员”一干就是风雨10年。

“正当年”的医生取消所有海外会议

王鑫是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医生，1974年出生的东北人，正值从医黄金期，可从2015年起，他取消了所有国外学术会议，包括美国的移植大会———该领域的权威大会。“我来回一次至少24小时，这期间万一有肝源，可以救几条命了。”王鑫是医生，却又不是普通的医生，他承担着科室里特殊的角色：取肝人。

“昨天，又有一个病人死了。”“昨天，还有一个病人，因为没肝，回家了。”王鑫看着病房出入院记录，这里住着不少严重的肝衰患者。回家，对这类急需肝移植的病人来说，意味着“等死”，尽管医生们都不愿吐出这残忍的两个字。

为了给这些患者延续生命的机会，王鑫“满世界飞”，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他不在医院上班，而是联系匹配肝源、取肝。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与之配套，2014年下半年，中国医院协会器官获取组织联盟(OPO联盟)成立，所有器官都须经过这个机制实现捐献。

OPO协调标志着我国器官捐献正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分配体系和操作规范，但相比以往，医院获得器官时间的不确定性也更大了。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匹配到你，一旦有潜在的捐献者的消息，半夜里知道，半夜就买机票飞去取。”王鑫是“空中飞人”，一年飞20多万公里，硬是飞出了3家航空公司的金卡。

整个2015年，仁济医院开展了411例肝移植，约50%是小儿亲属间活体肝移植，剩下的200多例就是通过OPO协调到的肝源。这里面，本地匹配到的几率很有限，大部分需要王鑫去往各地取器官。一年365天，200多个肝，意味着王鑫每隔几天就要外出取肝。曾经有整整一个月他没回家，也没在医院，就是在取肝路上———把肝送回仁济医院，不带喘息地再出发，去另一个地方拿肝。

“为了救人，我样样都干过”

王鑫最近一趟外出取肝，是去江西。清晨5点从上海出发，拿到肝脏，赶最近一趟车返沪。朝发夕至，一台通宵肝移植手术就等着他手上的肝源。

肝移植秉持“黄金12小时”原则，即肝脏从摘下到重新种上要控制在12小时内。即便如此，王鑫还希望自己快些、再快些。

“我早回来哪怕1个小时，肝源质量是不是更好些？”王鑫说，他是整个手术的“开动机关”，希望尽可能让兄弟们在白天做手术。但更多时候，肝脏手术得在后半夜进行，取肝回来就是深夜，就需要医生夜以继日地上手术台。

每次只要王鑫出发，大家知道又有供肝了，择期手术停下，排上肝移植手术。科室有句顺口溜：“王鑫起飞，上麻醉”“王鑫落地，就开腹”。

王鑫有次去东北取肝，飞机起飞，在空中盘旋了两小时最后又返回了上海的机场。这怎么办？一台肝移植手术在仁济医院已经开动，东北也启动了获取肝脏的手术，肝脏是有“存活”时间的，等不起。

“每个器官都是很珍贵的，因此一定要千方百计及时获取。”王鑫说得实在。那次，他打了一圈电话，最后就近托一个医生到当地协助取肝，再由东北飞上海送肝。他们管这叫“曲线救国”。

目前，取器官者搭乘的是民航，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航班延误、取消。对送器官的医生来说，这意味着一条生命可能就此“永远延误”，这是真正的“生死时速”。

“为救人，我样样都干过。”王鑫说。他的手机装着各种航班查询软件。从2006年起外出取肝，10年来，他没因为高铁、飞机延误影响过一次肝移植手术。

飞机延误，他就从别人手里买能马上走的机票，1000元的机票，他出2000元买。这钱就由科室兄弟们分摊。

上海有年下大雪，眼看距航站楼还有2公里，高架全线拥堵。弃车，王鑫和同事4个人，每人都背着20公斤的装备，愣是冒雪跑了2公里。

跑进机场，航班全部延误，赶快跟当地医院联系。手机打不通，因为机场里所有的人都在打电话，王鑫又呼哧呼哧地跑到机场外，分别联系上海医院和当地医院摘器官、种器官手术时间。

“就这样，我也没有影响到取供肝。”王鑫说。

不浪费一个肝源，对得起那些伟大的捐献者

不干王鑫这份工作，真的很难体会器官的珍贵。上海有家医院曾有个病例，经历36个小时的挣扎，患者最终脑死亡，家属同意捐献器官。为了保证肝脏“存活”，仁济医院OPO陈小松副主任医师一路捏着“皮球”，以保证脑死亡患者的呼吸，可就在去仁济医院的路上，患者心脏停止了跳动。最终没能完成捐献。

“我多远的距离都给拿回来了，这家医院距离仁济医院才多远呀。”那一刻的王鑫，七尺男儿几要落泪，难掩失落。

生命充满变数，也因此，每一枚供肝都很珍贵，来之不易。

王鑫说，现在通过OPO协调，捐献器官的人都是有信仰的人，他们认为把自己的器官种在别人身上，是生命的延续，所以，一定要对得起器官捐献者。

王鑫去取器官，总要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一群医生要对遗体捐献者鞠躬，他说，这是真正的“大爱无疆，生命永续”。

也正因如此，王鑫身上背负着双重压力，取器官中出现任何纰漏，第一对不起捐献者，第二对不起等待器官的患者。

“好几台手术的启动都在等我。”王鑫说。常人难以想象，这个正值壮年的医生，心脏24小时早搏1万多次，常常吃着饭，拿着行李说走就走了，人高度亢奋。

“干我们这份工作，到哪里都能睡着，拿个硬纸板铺在地上就睡了。”王鑫搭乘火车，有一半时间是站回来，或一路坐着取器官的冰箱回来。飞机延误再买火车票，基本就是无座票。

“如果把这些事只当工作来做，是做不好的，当成事业，才有可能做好。”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夏强教授说，这工作得由有理想、有梦想的人去做，否则坚持不了。

这些年，普通民众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已经在改变。但从满足器官移植的需求上来说，器官捐献还是不够的，这一点不只是中国，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捐献比例最高的西班牙，都是如此。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只有约1万人能够真正完成移植，而器官捐献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

“我的工作就是竭尽全力，不让一个肝源浪费掉，因为它们太珍贵了。”王鑫说。

文汇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