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大国。春秋战国之际,铁器的发明和牛耕的推广,使土地的开发利用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中国由此进入农业文明。此后的两千余年,与其说中国是所谓“封建社会”,还不如说是地道的“土地社会”。从秦汉到明清的几大帝国都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土地大帝国”,也正因为植根于广袤坚实的土地,中华民族虽然历经风雨,却能绵延不绝以至于今。
农业或者说农耕文明,与自然——土地天候气象等等的关系至为密切,诚所谓“四季观风云”,才能“五谷获丰登”。也因此,先民于此早有醒觉、多所关注,其观察和经验之归纳,到秦汉年间就结晶为二十四节气。如撰成于汉景帝时期的《淮南子》一书就有了和现代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行了《太初历》,乃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从此成为延续至今的“农历”之所本。所谓“农历”,不是纯粹的天文气象知识,而是把天文气象知识落实于农业生产的地道农事历法。
在广大的乡土社会,关于节气与农业生产以至于农村生活的关系,先民们有许多切身的观察和经验的积累,这些观察和经验往往结晶为言简意赅、通俗生动的农谚,在乡土社会口耳相传、不胫而走、父子授受、传承不断。如今网络发达了,一些有心人把搜集到的农谚放在网上,随便上网看一看,便有许多。比如:
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
知了叫、割早稻,知了飞、堆草堆。
山黄石头黑,套犛种早麦。
小满前后,安瓜点豆。
四月芒种雨,五月无干土,六月火烧埔。
冬节在月头,卜寒在年兜;冬节月中央,无雪亦无霜;冬节在月尾,卜寒正二月。
雷打秋,冬半收。
二八乱穿衣,春天后母面。
寒露麦,霜降豆。
立夏小满,雨水相赶。
寒露霜降,胡豆麦子在坡上。
立春晴,一春晴;立春下,一春下;立春阴,花倒春。
最好立春晴一日,风调雨顺好种田。
毫无疑问,农谚是乡土农事的知识宝库、农家生活的经验指南。自然,由于中国土地极其广袤、各地的气候条件不尽相同,所以各地的农谚既有一些相通的元素,也存在着地域的差异。比如我的家乡——陇东的环县地区,因为地处僻远的黄土高原,其间的气候变化和农事节奏,比关中和中原地区几乎晚了一个月,与江南的差异就更大了。这样那样的差异也反映在农谚上,使各地自有其地域特色,彼此不可能完全通用。此所以各地的有心人士,都很注意搜集、整理各自地方的农谚,使之传承不断,尽可能发挥其指导各地农业生产和农家生活的作用。
我是环县的土生子,多年来旅食求生于异地,而今拜读李仕彦先生的《四季观风云》,不仅倍感乡土的亲切,也勾起了许多愉快的儿时回忆。比如“日出浓云长,有雨在后晌”,就让我想起小学放暑假后跟长老放牛,因夏日天气多变,长老们往往会看云望气,判断雨雹的来临而及时预防,他们据以判断的就是这样的谚语,其判断往往应验无误,让幼小的我佩服不已。到了每年的新春正月,叔伯们、亲友们来给祖父拜年,也都会请教祖父道:“您老看今年的庄家啥成呢?”祖父便会根据正月的天象,随口说出一些谚语,据以预测该年庄稼该种什么、收成会怎样,事后也大多应验。
有些谚语如“你有千石粮,我有豆茬地”、“豌豆能肥田,只可种一年”之类,小时候听了不知所以,稍长上中学学了化学物理,才明白豆子的根瘤菌有固氮肥田的作用,足证这些古老相传的谚语暗合于现代的科学知识,算得上是“民间的真理”。有些谚语如“无事田中走,谷米长几斗”,则让我回想起谷子出苗后男女老少集体出动去“踏苗”的劳动场面——谷苗必须踩踏才能生根扎实,对于这项劳动,小孩子们无不争先恐后,仿佛那不是劳动而是有趣的游戏……诸如此类的劳动经历,如今回想起来历历如在目前。书中的有些谚语如“好马不吃回头草”、“人越睡越懒,猪越睡越肥”、“好狗护一庄,好汉护一方”等等,则既是关于家畜饲养的经验之谈,也是兼喻人生的宝贵格言,读来格外有味道。
应该说,农谚作为乡土生产与生活的经验之谈,是经验性的相对真理而非普遍性的绝对真理,因为它的适用范围难免特定时空的限制,加上时代和社会在进步,包括全球气候的变暖和信息技术的发达——现在即使在环县乡村,恐怕也家有电视、人有手机了,这些变化都提醒我们在运用农谚时,要注意吸取其精神而不必固守为教条。随手举一个教条主义的例子吧: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晋察冀解放区,出了一个优秀的乡土作家赵树理,他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所描写的农村进步青年小二黑,就有一个教条地固守老皇历的父亲二诸葛。二诸葛本名刘修德,是个有点文化的老农民,凡事都要掐掐算算、务求合乎老皇历,才敢去做,乡邻们因此称这位乡村能人为二诸葛。但二诸葛的毛病是有点教条主义,常常固守经验性的老皇历,而不知因时因地有所变通,于是就不免闹笑话。比如——
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抢着种地,二诸葛看了看历书,又掐指算了一下说:“今日不宜栽种。”初五日是端午,他历年就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又不曾种;初六倒是个黄道吉日,可惜地干了,虽然勉强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却没有出够一半。后来直到十五才又下雨,别人家都在地里锄苗,二诸葛却领着两个孩子在地里补空子。邻家有个后生,吃饭时候在街上碰上二诸葛便问道:“老汉!今天宜栽种不宜?”二诸葛翻了他一眼,扭转头返回去了,大家就嘻嘻哈哈传为笑谈。
其实,大多数农谚都是有根有据的“老皇历”,这些“老皇历”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却不宜把它们当成绝对真理和不二信条,因为条件和环境也在不断变化,“皇历”就不能不与时俱进、及时地有所修正。事实上,今日的环县虽然仍是干旱地区,但由于作物品种的改良、土地的大规模平整和耕作技术的改进如薄膜保墒技术的推广,先前那种完全靠天种地的传统也就渐渐打破了。正因为如此,传统农谚所特别强调的季节、气候与农事之关系,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了,所以人们也就不必像二诸葛那样固守传统经验、把“老皇历”当成不可稍违的教条,而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适当地与时俱进、随机应变才对。(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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