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欲裂、浑身如千万只蚂蚁咬般难过……每每听到吸毒者讲述自己经历，金伟静的脑海中都会闪过20多年前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一幕幕。45岁的她，如今是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的一名禁毒社工。可很多人并不知道，她在20多年前也曾是名吸毒者，经历了10年多的戒毒、复吸、再戒毒的痛苦人生。

从吸毒者转变为禁毒社工，金伟静人生的变化正是上海着力构建社会化、专业化禁毒工作体系的一个缩影。来自上海禁毒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全市禁毒社工总数达1094人，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配比达到1:11.88，吸毒人员中累计戒断三年未复吸43850人；社会面吸毒人员在岗就业29405人、就业率为65.5%，其中社会面阿片类吸毒人员在岗就业18524人、就业率为66.6%。

“要让吸毒人员从不能吸到不敢吸，再到不想吸，需要凝聚全社会合力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打击收戒体系，更需要一个精细化个性化并贯穿始终的管理服务体系。”正如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禁毒委主任姜平所说，上海自2003年探索禁毒工作社会化、专业化道路以来，不断凝聚合力，变被动为主动，变独唱为合唱，变难控为可控，为吸毒者铺就了一条回归新生之路。

“同伴教育”提高戒断巩固率

“晓荷姐，爸爸妈妈也不要我了，觉得好像没法再坚持下去了……”

“你要尽量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家人的问题我来想办法，你要做的就是坚定信心，坚持下去。10多年前，我也曾有过跟你类似的感觉，但坚持下来之后，我不是挺好的吗？”

这是金伟静与戒毒人员小蕊的一段对话。在戒毒领域，这种做法被称为“同伴教育”，其最大优点是能够将受助者转化为助人者，提高戒断巩固率，加速壮大禁毒力量。“戒毒不仅仅止于吸毒行为矫治，还要帮助吸毒人员重建内在的生命意义。”华东理工大学张昱、费梅苹等专家学者认为，在“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念基础上，“同伴教育”培训目标应界定为“自助———互助———助社会”。这是生命意义重塑的过程，只有当个体的生命意义在互助和助社会的过程中得到实现，持久有效的戒毒康复才会成为可能。

作为本市最大禁毒社会组织，上海自强服务总社自成立之初就将“同伴教育”运用到社区戒毒康复帮教服务领域；此后，又在市禁毒委等部门指导下，吸纳戒毒人员家庭以及社会各界参与，辅以艺术治疗、就业指导等多种康复方式，为戒毒人员提供心理支持和情感疏导，以巩固戒断疗效。

根据国内外戒毒经验，复吸率大约是90%。而在上海，通过禁毒社工的个案介入、对同伴教育的尝试和突破，以及社会各方对戒毒康复工作的参与和支持，吸毒人员戒断巩固率已经达到26%左右。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事实证明同伴教育在戒毒康复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成功戒毒人士的榜样作用能最大程度引起正在戒毒康复者的共鸣，这是符合心理学认知常识的。

稳定的工作是最好的“保护伞”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每个吸毒人员都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其戒断毒瘾的过程也各不相同。23岁的吸毒人员小成，因为缺少家庭关爱，结交了一些社会不良人员，染上了毒瘾。他从戒毒所回家的第一天，就因与人打架斗殴被行政拘留。社工与辖区民警及时介入，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并为其联系了职业学校进行就业培训。最终，小成在超市当上了理货员，重新回归到家庭和社会。

从2012年起，上海在全市推行社会面吸毒人员分类评估和综合干预工作。根据社会面吸毒人员的现实状态分为A、B、C三类　(A类为脱管失控和拒绝执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B类为实际执行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人员，C类为戒断三年以上和出国出市人员)。对于三类人员根据风险等级开展分类管控，并且每三到六个月开展一次动态评估，遇突发事件及时评估。

根据评估，禁毒部门会同公安、司法、卫生、民政、人社等部门，分别给予针对性的行为矫正、法律援助、身体康复、药物治疗、思想教育、心理咨询、技能培训、推荐就业等综合性干预措施。以卫生计生部门为例，通过将戒毒药物维持治疗作为治疗法之一，与社区禁毒社工建立情况沟通、跟踪随访、心理辅导等机制，加快推动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有效衔接。同时，借助公共卫生工作资源和精神卫生“三级防治网络”的优势，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依托，大力倡导和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指导室建设。

戒毒人员回归社会，一份稳定的工作是最好的“保护伞”。上海人社部门在承诺“不挑不捡，三天安置”的基础上，多次出台优惠政策，如用工单位与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办理用工登记备案手续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每人每年给予该单位1.5万元社会保险费补贴。仅2015年，上海就推荐戒毒人员参加各类技能培训3901人次，成功推荐就业3160人。

“于法有据”让禁毒社会化进入法治轨道

“推进禁毒工作社会化，在执法依据上存在多项空白。此外，还存在社区戒毒和强制戒毒隔离衔接不畅等问题，急需对相应的法律法规作出完善。”今年4月，全国政协就“推进禁毒工作社会化”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在对国内多个省市进行实地调查后，对当前禁毒工作社会化中存在的缺少法律依据问题提出了建议。

上海在推进禁毒工作社会化、专业化的13年间，也遭遇过各种“于法无据”难题。上海禁毒部门一边推动立法，一边结合工作实际，先后制定细化出台了20余项规范性文件或制度办法，使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得以有序运行。

2015年，《上海市禁毒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列入当年立法计划。2016年4月1日，该《条例》正式施行。在这部《条例》的总则中，对禁毒工作社会化专门用一条予以规范：“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应当依法履行禁毒职责或者义务。”

这部《条例》还通过立法的形式对禁毒工作人员予以了保障，在总则中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禁毒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进行指导、培训，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同时，明确“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公安、司法行政、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禁毒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防范和减少禁毒工作中的职业风险。禁毒工作人员因禁毒工作致伤、致残、死亡的，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给予抚恤和工伤待遇。禁毒社会工作者所在单位和组织应当为其办理相应的人身保险”。

文汇报记者　刘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