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写有《老舍美国行之目的》《纽约哥大的老舍档案》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先生，日前在施莱辛格图书馆找到《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英译手稿，赵武平据手稿翻译为中文的《饥荒》，这几天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为什么这一发现会这么重要呢？

事实上，《老舍全集》第4、5卷早就收录了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但其中收录的只是其第1、2部和第3部的前半部分。据“出版说明”可知，第1部《惶惑》连载于《扫荡报》，第2部连载于《世界日报》，第3部《饥荒》前20段刊于1950年上海《小说》杂志，而后13段未曾发表，1982年马小弥根据《四世同堂》的英文节译本The Yelow Storm（由老舍删节，Ida Pruitt译，1951年纽约 Harcourt and Brace Company出版）回译为中文，发表于1982年《十月》杂志，后为一些《四世同堂》版本所采用。此次入集，由胡允桓对译重新作了校订，并将后十三段英文附于卷末。”而赵武平的译本，无疑更为全面、完整，为我们认识这部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起码的、间接的文本基础。

其实，老舍遗失的中文原稿还不止这一部。

《老舍全集》第9卷收录了老舍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但并非原稿，仍是中文译本。该卷“出版说明”称，“《鼓书艺人》是在1948年至1949年间于纽约写成。因中文原稿遗失，根据英文译本The Dram Singers（1952年纽约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出版）由马小弥再译为中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初版。收入本卷时，请李志昌校阅。”11月23日中国老舍研究会官方微博也提到，“老舍先生有太多重要作品及学术著作都因各种原因丢失了。……去年舒乙先生在一个访谈节目中提到老舍先生早期在英国任教期间除了编写《灵格风汉语教材》之外，还编写过一本对外的国学教材至今没有公布出来。这部大作也希望早日能被发现并重新出版。”

可喜的是，老舍先生散佚在外的许多作品，在有心人的打捞下，也一直在被发现。1999年皇皇十九卷的《老舍全集》出版，就是一个初步的成果。2001年，《老舍年谱》的著者张桂兴出版了《〈老舍全集〉补正》，不单对全集的第13至19卷进行了校读，还对全集作了大量的补遗。2008年，《老舍全集》又出了修订本，新增了近年新发现的老舍各类作品15篇。2016年，除了赵武平的重大发现外，还有研究者找到了老舍的一部抗战京剧《忠贤会》、集外文《美即是善》，以及老舍与曾虚白、崔万秋的通信等等。笔者也找到了老舍的一篇小说和半篇翻译，即将公布。

老舍之外，还有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在近些年陆续被发现、整理、出版，应该说，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限于篇幅，这里笔者只想谈谈作家手稿、日记、书信方面的情况。

许多大家的手稿被影印出版。《四世同堂》的第1部《惶惑》、第2部《偷生》的手稿在2001年就被国家正式确定为首批进入“国家档案名录”的珍品，并于2010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在四十多种国家档案名录精品唯一的文学类作品的手稿，属于国宝、重要文物的范畴。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骆驼祥子》和《正红旗下》手稿。20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也出版了宣纸线装的《巴金随想录》手稿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巴金的《寒夜》手稿珍藏本，2007年推出了《憩园》手稿珍藏本，2011年浙江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6卷本的《茅盾珍档手迹》，201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出版了15卷的《鲁迅手稿丛编》，生发出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

胡适等作家、学者的日记被陆续披露。在现存的胡适日记中，1917年7月10日到1919年7月10日的整整两年完全空白。但在2013年，上海收藏家梁勤峰从香港收购到18册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其后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手稿本第16册《北京杂记（一）》为1917年9月11日至11月30日日记，第17册的1917年7月16日、8月1日和26日三则日记和1917年12月16日至1918年2月21日的《归娶记》尤其珍贵。此前，1996年大象出版社还出版了《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不过这里影印的只是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周作人1898年至1934年期间的日记，其中缺失1906年至1911年及1928年的日记，有待发现。这还不是全部，有杂志即将刊出周作人1939年的日记。新文学家吴组缃在抗战期间及其后写有将近百万字的文学日记，可惜在吴去世后不知所终，吴组缃百年诞辰之际商金林将他摘抄的部分日记命名为《吴组缃日记摘抄（1942年6月-——1946年5月）》发表，可以聊补不足。当然，我们也期待鲁迅1922年的日记能重见天日，也期待林语堂《自由日记》早日影印出版。此外如郁达夫、徐志摩、吴宓、朱自清、苏雪林、老舍、钱玄同、萧军、丰子恺等现代作家的日记陆续披露，已引发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极大兴趣，也必将催生新的研究成果的问世。

一大批作家、学者的书信也被逐渐整理出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信函卷》《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上海图书馆藏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上海鲁迅纪念馆藏中国现代作家手稿选》等信札手迹的影印本相继问世，单是关于左翼文学家胡风的，近年就出版有《致胡风书信全编》《致路翎书信全编》《阿垅致胡风书信全编》《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等，为我们解读胡风与路翎、阿垅、舒芜等作家的交游史提供了很丰富的信息。周作人方面，《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周曹通信集》及《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已出版，笔者也期待新加坡学者郑子瑜旧藏的一批学人手札（包括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84通、丰子恺致郑子瑜信札9通，及俞平伯、吕叔湘、谢冰莹、吴小如、陈子善等致郑子瑜信札45通）早日影印出版。

也正是这些现代作家作品、史料的不断被发现，为我们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提供了不少新的学术生长点。与许多作家的身后寂寥相比，老舍无疑是幸运的，《老舍全集》《老舍研究资料》和《老舍年谱》等等，为老舍研究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文献保障体系。但是，“作家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一个过程，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陈子善语）。但不容置疑的是，当我们带着“发现的愉悦”寻找到“遗落的明珠”，尽可能多地打捞出那些散佚在各处的佚文佚简、手稿、日记等等作品和史料，下一步就需要的是深入研究和探讨了。（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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