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它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其二是其他各种新兴政治经济学，国外称之为异端经济学。

最近一段时间，在跟大家汇报我的个人思想的时候，我经常喜欢用一个比喻，即经济学像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这三层楼代表了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的不同层次。第一层楼是纯理论的研究，这些理论涵盖了在中国高校中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以及像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影响力相对较小的范式。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以外的理论范式往往又被统称为异端经济学，对应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我则愿意采用另一个称谓，把所谓异端经济学统称作新兴政治经济学，其理由后文还会谈及。经济学的第二层楼是历史制度分析，包括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主要贡献集中于此。第三层楼则是政策研究，例如适度从宽的货币政策之类的研究。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建立，这个问题也可以运用三层楼的隐喻来加以考察。首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明确自己的理论来源，或范式的基础，就必须在第一层楼里进行选择，是选择新古典经济学？　还是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是否还要考虑选择一些异端经济学的理论？等等。进行这种选择就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问题。列宁曾提出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和三大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类似的意义上面临其理论来源的问题。在我看来，它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以《资本论》　为代表的经济学，它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其二是其他各种新兴政治经济学，国外称之为异端经济学。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长处，是它提供了有关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即对它的内在矛盾的分析。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分析是迄今为止所有理论中最为深刻的，凯恩斯也受到这一分析的影响。马克思自然对这一理论做了主要贡献，但后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乃至其他异端经济学家对于这一理论也有重要的补充和发展。我想在此采用一个简要的表述，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病理学”分析，即将其概括为有关三种市场及其内在矛盾的理论。

第一个是普通产品的市场，马克思用由两大部类构成的再生产表式概括地表达了这一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这个观点经过卡莱茨基的中介，为凯恩斯所采纳，后者采用另一套话语对这个矛盾做了新的表达，即将其表达为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然而，和马克思不同，凯恩斯不仅要做病理学诊断，而且要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药方。在　《通论》　的最后一章，凯恩斯系统地论证，在一个完全由私人主导投资权力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力。第二个市场是所谓“生产的条件”，或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由于投资的结果缺乏可独占性，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如果由私人资本占主导的话，将会造成供给不足的矛盾。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将此称作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第三个市场是金融资产市场，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与普通产品市场的矛盾相关。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出现过剩，所以资本会在金融资产市场上寻找投资机会。然而，投资于金融资产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如果所有人都想在这个市场牟利，那是不可能的。大资本的游戏秘密在于，利用制度性权力，在金融资产市场创造出大卫·哈维所说的阶级-垄断租金，以吸引玩家加入这个游戏，因此，泡沫的发展，是这个市场得以繁荣的内生性条件。现代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在1980年代后尤其依赖于这一市场的发展，后者往往被称作金融化，它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危机的频仍，是市场经济的第三重矛盾。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对第三个矛盾也有很深入的分析，他的分析可以与哈维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相结合。

如果我们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对上述这些矛盾是在不同程度上回避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是内在地协调而稳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是一个具有纯粹辩护论性质的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讲，新古典经济学尽管是最为流行的当代经济学理论，但它显然不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地剖析了市场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认为从无数人分散决策出发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甚至导致经济的崩溃。

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

在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还有没有其他经济学范式可供借鉴呢？　这里就要谈到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如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斯拉法主义经济学等等。在我看来，以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等不同理论为代表的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第二大理论来源。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称为当代古典经济学。古典和庸俗之分是马克思当年的一个分法，马克思向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　(配第、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等)　学习，从他们那里吸取了营养，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正是在此意义上，列宁将古典经济学列入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马克思认为，18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丧钟敲响了，从此以后就是庸俗经济学当道。这个判断对于19世纪中叶的形势而言是正确的，但不能教条地运用到今天。我们今天其实和马克思当年一样，既面临着当代西方庸俗经济学，也面临着当代西方古典经济学，后者是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因此，笼统地将“西方”经济理论排斥在外，是不正确的，在策略上也是愚蠢的。那么，谁是当代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呢？　这里我想提到诺奖得主、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他在苏东巨变后曾写了本书叫《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在书中提出了不少振聋发聩的观点，例如，他指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关于经济市场的理论，而是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他还提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模型，所谓阿罗-德布鲁模型，是从根本上排斥创新的，且不可能经过任何修改引入创新。斯蒂格利茨不仅批判新古典经济学，还经常批判“华盛顿共识”。这样的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属于当代西方古典经济学的行列，他们的理论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之一。

正如上文提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病理学分析揭示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当代西方古典经济学或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家对这种病理学分析有一个重大的补充，这体现在，他们一方面承认马克思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和马克思不同，他们认为这些内在的、导向非均衡的趋势有可能被协调，而不是导致整个体系立刻被炸毁。在理论上，实现协调的途径大体分为两条：即通过创新来协调，以及通过制度来协调。强调创新的协调意义是熊彼特的贡献，强调制度的协调意义是凯恩斯的贡献。当代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续推进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除了这些研究外，我们还可以增添两个人，即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和社会学家波兰尼，他们也从各自角度研究了协调的问题。总之，当代西方新兴政治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