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将“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列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七个着力”之一。赓续中华文脉，离不开“为往圣继绝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

“冷门绝学”事关文化积淀、民族记忆与历史传承，是加快建构彰显文化主体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冷门绝学”迎来“高光时刻”，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本报约请三位学者从各自学科出发，谈谈“冷门绝学”对于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于“冷门绝学”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思考。

■主持人：陈 瑜 本报记者             

■嘉 宾：刘志基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副主任             

张晓虹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刘进宝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西安国家版本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能否介绍下您所从事的“冷门绝学”？             

刘志基：我所从事的“古文字学”，历来是公认的“冷门”，也是近年来最先得到国家扶持的“冷门绝学”专业。古文字是两三千年前的汉字材料，具体包括殷商甲骨文、商周金文、战国至秦汉以简帛玺陶石玉为载体的出土文献材料。一百多年前，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提倡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材料”的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量古代历史文化。“二重证据法”作为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其立论依据就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以“地下”和“纸上”两种材料作为载体传承下来的，只用其中之一为依据，并不能实现历史文化研究的科学性。而所谓“地下材料”，主要就是指古文字材料。作为传承中华文化两翼之一的古文字材料，以其相对年代更早，且更真实地保存了文献的原始面貌，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最具历史厚度的部分，因此被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张晓虹：说到“冷门绝学”，人们很容易想到历史地理学，这或许是因为国学大师罗振玉在民国初年曾将清末杨守敬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一并合称为“清代三绝学”之故。事实上，当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提出要将中国传统的以记录历代政区沿革为主，而兼及户口、水道、都邑变迁为主的沿革地理学，改造成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时，历史地理学科就在推陈出新的路径依赖策略的指引下，在激活其学术传统中实现了华丽转身，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迅速发展壮大。             

正因为此，脱胎于传统考据之学的历史地理学，在20世纪下半叶就在协助国家处理经济、文化建设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中，不断更新研究方法、拓展学科领域。如本学科三位著名创建者都用自己的学术之长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复旦大学谭其骧院士以其深厚的考据学功底，主持编纂中国第一部多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大学侯仁之院士利用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对北京城市地理和对西北沙漠地区环境变迁的分析；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教授对黄土高原区域开发与环境变迁的扎实研究，都成为“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的，对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和环境修复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果。             

刘进宝：我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敦煌之所以引人关注，是由其地位决定的。汉唐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就是丝绸之路，而敦煌则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所以汉王朝就在敦煌的西边设置了玉门关和阳关，控制着东来西往的商旅。通过敦煌，来自西方的物种和文化传到了中国，中国的文化如丝和丝织品、钢铁及其冶炼技术等，也经敦煌传入天山南北和中亚，并经中亚远播欧洲。后来，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也是经由这条道路传入西方的。敦煌学的产生，则主要是由于敦煌文献的发现。1900年，守护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禄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号窟，里面有中国中古时期的各类文献六万余卷。这些文献都是未经后人加工改造的原始档案，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它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宗教文献外，还有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等诸多方面的资料。可以说应有尽有，所以被称为“学术的海洋”，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形成敦煌学的条件，除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文献外，还因为敦煌石窟的存在，这又是“西夏学”“吐鲁番学”“徽学”等无法可比的。             

主持人：随着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加快推进，一些传统“冷门绝学”告别“高冷”“枯燥”等刻板印象，成为感受绚烂多彩的中华文化的显学。如何辩证看待“冷门绝学”的“冷”与“热”?             

张晓虹：成为“冷门绝学”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学术生命力的枯竭，而是其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较为疏离。如以历史考据为其学科特征的历史地理学，从业者处理许多问题都需要长年埋首图书馆与档案馆，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爬梳资料。皓首穷经式的研究方式，在现代人看来自然是“枯燥”的。事实上，历史地理学研究表面看来不食人间烟火，但其学术问题意识却来自现实关怀。如在当下与国家战略有关的海疆问题、“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历史地理学提供学术依据。而小城镇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等地方发展，更需要历史地理学的学术支撑。把“经世致用”作为本学科座右铭的历史地理学者，在面对现实需求时，切记保持理性、冷静的科学态度，坚持严谨、扎实的学风，绝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跟风冒进，这才能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发挥其作用。所以说，“冷门绝学”的“冷”是指其学术研究需要“十年不怕板凳冷”的淡泊精神，“热”是指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常常可以救一时之急。             

刘进宝：从近年的情况来看，敦煌学不仅不“冷”，而且还比较“热”，是一门有国际影响的世界显学。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催生了敦煌学的“热”。从学术界的研究可知，敦煌文化并不是西来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并不断吸纳、接受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如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优秀成果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敦煌地域文化。正由于中华传统文化是敦煌文化的根和魂，所以当传统文化复兴时，敦煌学自然就成了热门。第二，敦煌学是在“东方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没有一定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架构，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分散而不确定，并根据需要不断在转换研究重点和地域。当20世纪8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敦煌的科技文化如医学、酿酒业、数学、纺织业等广受关注。当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敦煌学又与丝绸之路研究紧密结合，从而使敦煌学更加“热”起来了。由此可知，学科的“冷”和“热”是相对的。             

刘志基：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地下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古文字研究依托这些新材料，在历史、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各领域实现了很多学术认识的突破。举两个例子。如成语“大器晚成”，古文字学者根据《郭店楚简》等新出土《老子》版本，指出这个成语本来应是“大器曼成”，“曼”就是“无”，这样在《老子》四十一章“大方無隅；大器曼（无）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隐無名”五个四字句的第三字，就都统一为事物存否的表述，而避免了既涉事物存否，又涉时间长短的问题。再如《诗经》名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的“窈窕”，学者依据“安大简”的出土《诗经》提出新的认识，即传世本《诗经》之“窈窕”，在其出土战国版本中对应的是“要（腰）翟（嬥）”，也就是细腰的意思。以小见大，可以认为，古文字研究不因为被归入“冷门绝学”，就与当代生活切割为两个互不相关的世界。相反，迄今为止，古文字的“冷”并不是一种合理状态。事实上，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的认识还有很多局限，其原因就在于古文字研究并不能满足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要求。怎么让古文字学由“冷”转“热”，是当下的一个课题。             

主持人：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开展“冷门绝学”专业的学科交叉研究成为一大新兴方向。对此，您怎么看？             

刘志基：古文字研究是“字”的研究，数字化实质上是“字”的处理技术，所以古文字研究的数字化、智能化是这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方向。古文字学之所以成为“冷门绝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古文字字处理手段的局限直接造就的。古文字的传播，长期以来局限于手抄，虽然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印刷术，但印刷术发明之时，主流的先秦古文字已经退出历史舞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乃至我们熟悉的铅字印刷技术都无法承担古文字的排印。字处理系统严重落后，给古文字的学习和研究都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为找一书，寻遍天下”“为查一字，翻遍全书”窘境的描述并非妄言。对研究而言，研究者需要投入更多比例的时间精力于材料的搜集查找，而在材料综合、思辨、发现方面的投入则只能相对减少比重，这不但延长了研究成果的产出周期，而且把本该拼智力的科研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拼体力的活动。对古文字的社会传播普及而言，其负面影响更是灾难性的：专家都不乏资料查找的障碍，专业门外的人就更没有途径问津古文字了。             

要改观现状，大力促进古文字数字化、智能化的研发是不二选择。当前需要瞄准三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攻关方向进行突破。第一，古文字字符集研制，扭转目前尚没有一个能够全面支持古文字数字化的古文字字符集标准的不利局面，为古文字数字化开发提供基础支撑。第二，创建古文字公共数据库，让社会大众凭借数字手段瞬间获得专家级古文字专业知识。第三，推动古文字智能化研发，以消除两个盲点为主要目标：一是不识之字网络查询平台检索的盲点；二是图像载体古文字材料的计算机自动识别盲点。以上三项任务，第一项是最基础的，打个比方说，对古文字数字化而言，古文字字符集就是驱动整个系统运行的“芯片”。但就现状而言，目前古文字数据库建设和智能识别研发比较热闹，古文字字符集研制却成为冷门中的冷门，这是需要改变的。             

刘进宝：敦煌学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在当前分科治学的时代，无法将敦煌学归纳到哪一个具体的学科，如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它是一门交叉学科。现在敦煌资料的公布基本完成，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敦煌学研究如何突破或转型？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敦煌石窟是自然遗产，人类只能延长它的寿命，但无法使其永久保存。敦煌研究院主编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就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用图像的方式将其长久保存。“数字敦煌”也是为了延长洞窟的寿命，限制进洞参观的人数，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而开发的一项敦煌保护的虚拟工程。目前进行的敦煌文献彩色高清图版的整理出版，也是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将敦煌文献重新拍摄后，按敦煌文献原样出版，这样既可以长久保存，又能显现敦煌文献的原始状态，有利于推动敦煌学的向前发展。             

张晓虹：1999年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联合研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运用数字化开展研究的先声，并引领了二十多年历史地理学科的进步。首先，在GIS技术的介入下，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精度大幅度提高。如满志敏教授用GIS技术详细而精确地重建了光绪三年初夏东部地区雨带的移动过程，将该年大面积旱灾爆发的气象学原因以令人信服又十分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如周振鹤教授带领着他的学生，利用GIS技术复原出上海开埠前后英租界区域的景观变迁，研究精度提高到街区尺度，并进而采用3D技术将上海外滩开埠后数十年的城市景观变迁完全展现出来。这样的工作在以前都是无法想象的。其次，GIS技术使一些过去难以利用的资料得到开发。如目前在历史气候研究中常采用古人日记作为研究材料，从中能获取几乎与近代器测数据相媲美的详细的降水、气温数据。而对这些数量庞大的资料进行处理非得仰仗GIS技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             

然而，数字化技术固然带来了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型及研究精度的提高，其中也存在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即如地理学家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中所揭示的：“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数学提供了一种显然更为精确的叙事方法，但文字形式的论著则可为概念的公式提供激发人心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探讨。”换言之，对于复杂的历史，精确有时并非是呈现其真象的最佳方式。             

主持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这从“冷门绝学”中能够找到诸多例证。如何理解“冷门绝学”对于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意义？             

刘进宝：在作为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之结晶的敦煌文化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体现得非常充分。古代敦煌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从敦煌发现的悬泉汉简可知，两汉时期，敦煌就曾接待过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等许多亚洲国家的使节。早在4世纪初，敦煌就有了以粟特商人为主体的聚落。唐朝时，以昭武九姓为主的粟特人以敦煌为据点，从事商业活动。当其聚落消失后，留存下来的粟特人就成了著籍的敦煌百姓，当地政府专门建立了从化乡进行安置。敦煌文书虽然以汉文文书为主，但也有梵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粟特文、西夏文、叙利亚文、八思巴文等文字书写的资料，其中许多还是现在已经消失、不再使用的死文字。在被称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的敦煌壁画上，也有许多反映各民族交流、融合、发展的画面。因此，敦煌既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汇聚的窗口。             

张晓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应该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形成如今的面貌，正是中国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的产物。而研究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正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不仅如此，虽然历史地理学承袭自班固在《汉书·地理志》所创制的历述黄帝裁制万里、区别州野，迄于西汉的郡国县邑、山川分野之后，以记录历代政区沿革为主，而兼及户口、水道、都邑变迁的沿革地理学。但历史地理学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基础的分支学科，仍是在传统中国世代相继，并因乾嘉汉学之波澜鼓荡而在清代中后期臻于顶峰的政区沿革。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自秦始皇以郡县制为基础创立中央集权制后，历二千年不替。而中央集权制的设立正是中国历史与文化长期沿袭相传的制度保证。             

刘志基：对于保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来说，古文字研究的意义极为重大。可以举一个例子：在甲骨文被发现前，西方学者对于殷商历史普遍持否定态度，因为仅仅根据《史记·殷本纪》简狄见玄鸟卵“取吞之，因孕生契”之类传世文献的记载来证明殷商一世的存在，确实证据不足，故孔子也有“殷礼无徵”的感慨。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王国维《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甲骨文研究成果的问世，令质疑殷商信史的西方声音顿时哑火。             

主持人：“冷门绝学”担负着赓续中华文脉的崇高使命。近年来，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设立冷门绝学专项，到CSSCI来源期刊新增冷门绝学学科门类，冷门绝学学科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如何进一步改善“冷门绝学”发展生态，让冷门不冷、“绝学”有继？             

刘进宝：我认为首先应该是普及。一方面报纸、电视等新闻的宣传，另一方面是写作、出版高水平的普及读物。而普及读物要求史实准确、语言通俗，必须是大专家写小文章。只有对相关学科有精深研究的学者，将所关注或研究的问题真正搞懂弄通，并咀嚼消化为自己知识的一部分，才能化难为易，化繁为简。             

刘志基：古文字学作为传统学科，其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就学科的“字”研究的基本属性而论，数字化是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古文字数字化，不仅仅是具体的手段方法问题，更重要的还是研究模式、思维方式的转型问题。比如改善古文字学学科发展生态，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古文字知识的普及，改变古文字学界的常识只有古文字专业学者才知晓的现状。要完成这个任务，只有运用数字化策略才有可能实现。另外，传统古文字学积累了不少如疑难字释读等由传统研究模式和材料的共同限制造成的瓶颈性问题，而破局创新的可能，还是得寄希望于数字化、智能化研究模式，以及数字化营造的相关古文字信息大数据。             

张晓虹：虽然历史地理学科在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上有一定的作用，但我们也看到本学科最主要的期刊《历史地理研究》于2021年入选CSSCI来源期刊冷门绝学学科门类，这说明目前为止历史地理学仍是一个小众的学科。从目前历史地理的学科发展来看，改善“冷门绝学”学科发展生态的根本办法，是改变现行学科评估体制中以理工科评价体系评判人文学科的现状，而是充分尊重人文学科的学科特性，尊重人文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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