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日本国会众院召开全体会议。会上，日本在野党议员就旨在扩大接收外国人才的法律修正案提出质询称，这难道不是要转而采取移民接收政策吗？对此，日本首相安倍回答称，接收外国人才的行业和接收时间都有限制，并不存在所说的问题。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安倍表示，“政府没有考虑采取所谓的移民政策，新的接收制度是为了解决严重的人手短缺问题而扩大现行的专业性、技术性领域的外国人才接收制度，仅限在真正需要的行业，设置期限，接收具有一定专业性和一定技能的来之能用的外国人才”。

然而，尽管安倍对“移民接受”再次作出否认，但日本政府的近期举措确实放宽了移民条件。

10月15日，日本政府称，计划允许拥有某些技能的蓝领移民在该国永久居留，这将打破日本长期以来在移民问题上的做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日本正争取成为一个外国人希望来工作和生活的国家。

日本长期以来拒绝接纳大规模移民，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多数日本人认为，一个多数人口为同一族群的国家，若接纳大量移民，文化结构可能会受损。然而由于日本新生人口不断减少，且企业招工困难，首相安倍和企业高管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其新作《低欲望社会》中表达了类似的态度。

大前研一认为，日本社会正处于“低欲望”的状态——人口减少、超高龄化、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国民持有大量的金融资产，企业也有高额的内部准备金，却未能有效运用资金，无论是货币宽松政策或公共投资，无法提升消费者信心，撒钱政策亦无力振兴经济……

针对欲望低迷、人力不足、经济不振等问题，大前研一指出，日本劳动人口每年以40万-6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这些减少的人口若用移民作填补，10年间就可以接受400万-600万人的移民。若用这样的规模来增加数百万想法、感觉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人，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景象就会陡然一变。

以下观点即摘录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低欲望社会》后记：

独身子女加速了“低欲望”化

我在2007年撰写了《大前流  心理经济学》（讲谈社）一书。在书中我指出：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掌控国民心理与掌控经济视为同义语的国家。当然，国民心理和舆论动向，不问古今中外，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手中明明握有“金钱、土地、人口”这些“带来繁荣的武器”，却由于完全不想加以利用，这个日本固有的心理，使得经济日趋衰退。对此，我在书中敲响了警钟。

当下日本人的家庭收支特征，若用一句话概述就是，尽管个人金融资产约有1700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三倍，但就是不投资配息率达3%的股票，而对几无利息的定期存款却情有独钟。当然，从经济学角度看，再怎么想，这种做法都属于非理性行为。这或许是因为泡沫经济时期，在投资股票或房地产方面，有着背负高额债务的惨痛经验所致，因此只要是有关投资方面的，就有惩羹吹齑的习性在身。总之，许多日本人只是热衷于持续存款。

另外，本书论及的日本人低欲望这个倾向，我认为，与其说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还不如说是日本在各方面表现出的社会现象。比如，从统计来看，日本全国空巢率高达13.5%，创下史上最高纪录。而就算推出超低利率房贷，也不见房贷申请者有所增加。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日本人的想法：“不想有责任”，“不想承担责任”，“不想扩大自己的责任”。为此，即使进了公司，也不想出人头地，将结婚视为重荷，将买房贷款视为一生被套牢——这些想法成了日本年轻人的主流想法。为了演讲或参访，我至今还在世界各地奔走，放眼望去，不曾看到类似日本的国民性。

确实，在1980年代的欧洲，曾经有过类似的光景。葡萄牙、西班牙、北欧诸国及瑞士等国，笼罩在忧郁和颓废的氛围之中，与当时正处泡沫鼎盛期的日本或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让我们窥视到了“斜阳”国家的现实一面。

不过，欧洲国家在成立欧盟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之前彼此竞争、互相仇视的邻国，结成共同经济圈。其结果，欧盟拥有的巨大经济力，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甚至对世界也具有影响力。虽然欧洲各国财政状况并不容乐观，但曾经有过的那种忧郁氛围，现在几乎感觉不到了。

从欧盟的现状来看，当年日本在亚洲具有压倒性领导地位之时，没有乘机打造“伟大亚洲”或“日元经济圈”，但现在想来也是时不再来。由此故，如今的日本问题，也只能由日本自己来解决。

为什么不变不行？

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日本能够克服目前所抱有的“低欲望社会”这个问题。克服的关键，则在于如本书所说的实现真正的移民社会。

现在，日本劳动人口每年以40万—6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这些减少的人口若用移民作填补，10年间就可以接受400万—600万人的移民。若用这样的规模来增加数百万想法、感觉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人，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景象就会陡然一变。

当然，要转变到移民社会，也并非如此简单。

虽然欧美国家已经接受了众多移民，但各种社会问题也同时爆出。比如法国，就发生过针对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发生在巴黎的其他多起恐怖事件。法国仅伊斯兰教人口就增加到了接近总人口的10%。对此，国家要事先充分考虑这些问题。为了移民，必须提供必要的学习环境和住宅环境，或是设立雇佣及资格制度。总之，这些绝不是用一般方法就能解决的问题。即便如此，日本若在移民问题上不做到这等程度，我认为，当下的“低欲望社会”，就不会有所改变。

为什么非改变不可？或许我们能听到这么一种说法：“金屋银屋不如家里的草屋”，即使人人皆贫，但只要能平等生活，不也很好吗？

但问题在于，日本是个岛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岛国更容易形成同质性社会。在这个社会，由于来自于外部的刺激非常少，因此很难培养出走向世界、富有积极进取精神的国民。而且，如本书所描述的那样，今后“向内、向下、向后”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再加上少子化的持续发展，独生子女的家庭也在增加。由于独生子女们无需竞争，因此在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喜欢的事情自己干，好吃的东西自己吃，一个人独霸游戏机或玩具。可以这样说，“低欲望社会”的缩影，就存在于独生子女的家庭中。战前战后的日本人之所以还有活力，则是因为兄弟姐妹多，不争抢就吃不上饭。此外，也受长子继承家业的环境影响，长子以外的其他人，必须外出谋生。

另一方面，在同质内向型社会里，宅男宅女们虽然整天封闭在家中，但也感觉良好。然而，人也渐次变得幼稚化，甚至退化。如果人人都这样向下沉沦无作为，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弱体化。而且，突然有一天，原本感觉良好的“摇篮”，一下变成了“墓地”。这就是所谓的“温水煮青蛙现象”。

与同质内向型社会相对应的，是奇人异才不断聚集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充满了各种刺激，上进心成了支撑人们勃发向前的动力。直率地说，如果社会能将接纳菲佣（菲律宾人家政妇）变得理所当然，并让她们担任部分的育儿工作，那么即使在日本，双语儿童也会不断增多。毫无疑问，到那时他们就会毫不费力地越过国境，活跃在世界各国。

用“18岁成人”制度改造日本人

除了移民，能较大改变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关键就是教育。

在国会上通过并已经实施的“公职选举法修正案”规定，选举年龄的下限从20岁下调至18岁。其实，我在20多年前就主张，不仅是选择权，成人年龄也应同时下调，包括驾照、喝酒、抽烟、刑法适用上的成人年龄，全都应该集中统一至18岁。

这里重要的是，不要只是单纯地把投票年龄下调至18岁这个表面化的修正，而是要到18岁或高中毕业为止，让他们接受义务教育，国家有责任把18岁之前的国民，培养成在日本应称之为“成人”阶段的人才。我的提议是，让学生从原有各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学习社会常识，包含动作举止或行为样式、价值观。在21世纪的日本，这些才是培养肩负责任感的大人，为今后生活所必备的知识。而且，在上完这些全部课程的基础上，让仅仅只有在相关考试中的合格者，才能填写“宣誓书”，领取成人卡，认可投票权。这些做法，完全不同于安倍首相主张的道德或修身等的教育改革。我的主张包括培养学生与不同文化、民族和宗教的人共存的智慧，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和地理教育，甚至是具备自主地收集资讯，并从中能加以识别判断的能力，灌输他们作为社会人的责任感。

具体而言，由于目前的义务教育中的初中课程及之后的高中课程，有不少内容是重叠的。由此故，若能实施一贯制教育，将义务教育延长至高中为止，就能多出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样就能更彻底地实施社会人教育的课程。

通过这些教学方式，彻底教育年轻人作为一名社会人的责任所在，不仅要自食其力，而且还要养家糊口，培育下一代。这种社会人的课程教育，仅仅依靠现有的专职教师来完成，是有其难度的。要动员包括医生、消防员、警察、IT工程师、企业经营者，甚至是多子女的母亲在内的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幼，加入该教育的行列，从各自立场出发与学生分享社会人的心得体会。

另外，利用前面说的借由初中高中一贯制后生出的多余时间，让学生去海外短期留学或去做义工，这也是宝贵的教育机会。我估计，或许在被送往海外的学生当中，大多数会在哭泣恋家中度过最初的三个月。如果无法与他人交流沟通，不仅不能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许还得体验总是饿肚子的感觉或懊悔的心情吧。然而，这正是为了能够长大“成人”的非常重要的体验。亲身体验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人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茁壮成长。

以上为培养“18岁成人”为目标的义务教育。我认为，它导出的一个结果就是，为今后的日本人带来非常大的变革。

总之，要“放宽心”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我论述了安倍经济学在日本难以有效地发挥功用。这是因为日本的“低欲望社会”，连支配20世纪的凯恩斯经济理论都无法发挥功用。换言之，我的论点在于，对货币供应量或利率变动有反应，只有在“欲望过剩社会”才有可能。为此，无论是保罗·克鲁格曼教授，还是曾在美国等国学习过经济学的安倍政权的经济顾问，都无法理解日本的特殊国情。虽然必须改写经济学原理，但几乎看不到在这个领域里令人信服的研究。为此。我出版了《心理经济学》一书，试图从人的心理上解读经济学。但恕我孤陋寡闻，推进这个领域的研究、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教导国民的学者，有吗？

不过，只要观察个人生活和微观经济这一面，就不难明白，今日的日本人至少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为此，经济政策的推进，必须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天线”（指敏感度）。原本，被组合了以往经济政策的“三支箭”，即便以总动员的形式加以实施，国民却也几无反应时，政府就应该考虑这一奇怪现象的根本原因了。

结果，问题出在学者或政治家使用的经济对策（道具），都是过去百年来欧美经济学家们提出过的。而在低欲望社会，新的经济对策如果不针对日本人的心理加以诉求，就难以行得通。消除面对未来的不安，追求更享受的人生。倘若能对国民不断反复地传递这一信息，总有一天，已经冻结的心理也能得到润和。以日本而言，如果1700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即使从中拿出1%投向市场，经济景气就可以冠以一个“超”字。

不同于从其他国家借款的希腊等国，日本的解决方策就藏于国民沉睡的怀中。政府没有必要祭出这个那个政策，盗取我们的财产。只要让我们大家得以安心，取消捆绑手脚的多余规定和税制，个人的金融资产自然地就会流入市场。“放宽心”——对日本来说这才是最为良好的政策。

编辑：孙欣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