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我做着采访前的准备工作，背景音乐是手机里循环播放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我对它们耳熟能详，却没有深入了解过演绎这些歌曲的歌唱家——才旦卓玛。

距离约定的采访时间还有不到半个小时，我用冷水拍了拍脸，想要驱散早上六点从北京出发飞到成都的旅途疲倦。当然，相比于疲倦，我内心更多的还是紧张和激动。正当我在座位上调整自己的呼吸时，才旦卓玛老师到了，我赶忙起身和才旦卓玛老师打招呼。与她高亢嘹亮的嗓音形成鲜明对比，才旦卓玛老师讲话的时候很温柔，语调和缓且细腻。

访谈从《唱支山歌给党听》谈起。回想起当年演唱这首歌时，才旦卓玛老师内心依然很激动，“我觉得这首歌我一定要自己唱，要通过这首歌向大家表达我对党的感情。”在回答完这个问题后，她似乎想起了什么，跟摄影师示意了一下暂停了拍摄，向我招了招手。我疑惑地走到她身旁，她语重心长地说，“我在这里要纠正一下，《唱支山歌给党听》并不是《东方红》里的曲目。很多媒体都误传了。”我点点头，在本子上记录了下来，她看到我写完后，继续说，“《东方红》里面的那首，应该是《毛主席的光辉》，你们一定不要搞错了。”

访谈继续，与她个人的经历相比，才旦卓玛老师更乐意讲述集体的故事。谈到西藏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民族艺术的发展时，她的话语中有着抑制不住的欣喜与骄傲，我们能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她对于西藏文艺事业发展的由衷喜悦，“无论是古老的格萨尔史诗，或者是藏戏，又或者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歌曲，西藏不同风格的民间艺术都得到了很好地保护和展现。”

才旦卓玛老师对当年到农牧民区、到兵站演出的事情记忆犹新——道路不通，她就骑马甚至徒步前往大小村落，与百姓一起唱歌跳舞；有炊事班战士因为工作看不了演出，她就特地到厨房为战士们加演。突然，才旦卓玛老师再次向摄影师示意暂停拍摄，“我从上海回西藏，后来下乡演出时加入的是‘歌舞团’，不是‘文工团’，这个也有很多媒体在误传。”我看着采访提纲上写着的“文工团”三个字，感到自己的脸有些灼热，忙不迭地点头应着，用笔飞速地将其划掉，郑重地写上“歌舞团”。

20世纪70年代，才旦卓玛在昌都马扎拉煤矿为矿工们演唱

才旦卓玛老师的汉语比我想象得要流利。谈到“才旦卓玛艺术基金”的时候，她在回答之前先告诉我：“你们说得很好，这是基金，不是‘基金会’，之前我看到有媒体把它说成是‘才旦卓玛艺术基金会’。我就一个人，怎么搞得起一个基金会呢？”她皱着眉头说。看着我也将这条记录在本子上，她才放心地和我们介绍起这个艺术基金的情况。

访谈结束后，我们请才旦卓玛老师为我们录一条节目ID，其中有一两个字她读起来有些“卡壳”。不知不觉已经录了七八遍了，在我们都觉得她已经讲得足够好的情况下，老师自己仍不满意。她用手轻轻拍了拍额头，拿起水杯抿了一口，重新面对镜头坐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艺名家讲述亲历。”一次过！我们纷纷鼓掌，老师自己也笑了。

最后，我们提出想和才旦卓玛老师合影留念，她很高兴地答应了。当我自然而然地跑到她坐的位置旁准备蹲下的时候，她却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我有些发愣，连忙说道，“您坐，我蹲着就行。”她摇摇头，向我解释，“站着好，能站着就站着，显得精神。”快门按下去的一瞬间，画面定格，才旦卓玛老师精神抖擞。

被自己“卡壳”而逗笑的才旦卓玛老师

“感谢您能接受我们这次的采访。”我向才旦卓玛老师道谢，她笑着摆摆手。准备离开的时候，她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来，对我再次叮咛，“记住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并不是《东方红》里的歌曲……”

才旦卓玛老师把采访过程中交代要注意的事情又和我说了一次，看到我点了头表示一定记住之后，她笑着和我们挥手道别。我没想到才旦卓玛老师会这么“较真”——这或许就是她的歌声能在时代的长河中意气风发流淌下去的原因之一吧。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