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学者和翻译家，对西方多种学说达到顶礼膜拜的地步，这容易带来的风险是，其翻译行为不是独立、主动的文化传递，而是成了简单的传声筒，不免流露出文化认同上的偏差甚至误导”。昨天，在沪举行的上海翻译家协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上，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朱振武的一番话道出不少翻译界人士心声。
朱振武发现，在外来著作的引进翻译中，译者由于文化视角的倾向，容易被他者牵着鼻子走，“词意转换中，明显带有一定的倾向，不够客观”。还有，近东、中东、远东等源自西方语汇的翻译，更多带有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视角，缺乏一定的权衡和批判意识。
复旦大学教授、翻译家戴从容说，翻译不仅仅是为客户提供定制商品的手艺，译者也不止是两种语言之间被动的搬运工，而是要考虑到不同文化语境、审美思维的传递。忠实并理解原作特色与风格，才是平等对话的基石。
青年翻译家包慧怡用“看不见的角力或和解”来形容寻觅合适译文的感受，她说，如何妥帖处理另一种语言对母语感受性的侵略、扩充与更新，考验着翻译家的文化积淀。就拿葛浩文翻译莫言的作品来说，他既要准确传递出莫言“高密叙事”的东方神韵，也要兼顾西方读者的审美语境。小说里出现东方神兽“麒麟”如何转换? 葛浩文运用“去东就西”的归化手法，想出了对应的“独角兽”，在业内看来，这种“误读性创造”处理，在突出象征意义的同时，也满足了原文语境要求，又能让西方读者心领神会。
“翻译越来越成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和表现，译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和自信，直接影响到其翻译活动和文本的选择。”朱振武翻译丹·布朗悬疑小说 《天使与魔鬼》 时，遇到生造词“Hassassin”，他触类旁通，创造了“黑煞星”这一新形象。两个词在发音上几乎吻合，而“黑煞”也让读者联想到“心狠手辣”“凶神恶煞”等意指，有音义兼得之妙。
座谈会上，王滨滨、朱振武、李定军、吴洪、张春柏、郑体武、宫宝荣、柴明颎、高宁、裴胜利等10位会员荣获“翻译成就奖”，冯涛、吴正、吴刚、张廷佺、戴从容等5位会员荣获“翻译新人奖”。
本报记者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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