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是纪录片《三十二》到《二十二》自然流淌出的主题，却也是过往七八十年里大约20万受侵害妇女天大的难题。图为《二十二》剧照。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实习生　张涵月

一名80后电影导演，花五年时间凝视一群人。她们都已风烛残年，枯瘦伶仃、佝偻孱弱，在时间的缝隙里一天天地过，冷暖自知。在安稳的现世，她们如同残酷岁月留在世间的深深泪痕，提醒后来者———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8月14日，一部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片《二十二》即将全国公映，这是首部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映许可证的相关题材纪录片。“二十二”是电影拍完时内地公开慰安妇身份的幸存者在世人数。从2014年拍摄完成到如今上映，三年时间里，幸存者缩减到了九位。而在《二十二》之前，导演郭柯曾在2012年拍过一部相同题材短片《三十二》。

“三十二”变成了“二十二”，“二十二”只剩下“九”，“九”终究会归零。生老病死是颠扑不破的规律，但历史永远无法磨灭。郭柯希望，影片上映后，至少能有20万人次走进电影院看一看老人们如今的生活。20万，是公开历史资料里曾受摧残妇女的大致人数。

赶在“零”之前，再挨个看一眼她们

《二十二》　日前在北京安排了一场首映仪式。导演郭柯提及最多的是“赶在‘零’之前”。

2012年6月，郭柯偶然间看到微博上一篇名为　《中国慰安妇生下一个日本孩子》　的文章，叙述了一位名叫韦绍兰的老人和她儿子的经历：1944年，24岁的韦绍兰连同一岁的女儿被抓进魔窟，熬了三个月，她逃离了。回家后不久，女儿死于营养不良，她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在自杀未遂之后，1945年，日军投降时，韦绍兰生下了儿子，取名罗善学。罗善学如今年过古稀，终身未婚，跟母亲相依为命。

郭柯去广西找到了韦绍兰老人，以她的视角拍了些关于幸存者们后半生的生存概况，剪成纪录片。“慰安妇问题”领域的专家苏智良教授告诉他，当时中国内地仍在世的并且公开过自己慰安妇身份的老人，只有32个。短片即以此命名。郭柯把　《三十二》　放到网上，当那个有着日本血缘的古稀老人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一生时，弹幕上铺天盖地的词条涌了出来：“你是无辜的中国人。”这一幕击中了郭柯，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做个记录者，把飘零在岁月里的苦难碎片打捞出来，让世人铭记，送给历史学者研究，或者只是出于一种使命。

2014年，苏智良告诉郭柯，数字已经变为“二十二”。郭柯立即奔波于广西、云南、山西、海南等地，和22位老人挨个见了面。有位老人叫林爱兰，海南人，1925年出生。她有双重身份，1939年，14岁的林爱兰参加了琼崖纵队，成为红色娘子军中的一员。她曾潜进日本驻地，偷出子弹，还用枪打死过两个日本兵，并因此获得了两枚纪念章，她视之比生命更重要。仅仅是两年后的1941年，林爱兰16岁，被抓进了一个日本据点，在那里她失去了生育能力，腿也被打断了。被解救后，林爱兰一生未嫁，只在60多岁时收养了个女孩，取名林宝香。阿香后来嫁人生子，林爱兰进了养老院。

郭柯见到林爱兰老人时，她已在养老院住了三年多。一见面，老人就从衣服兜里掏出那两枚纪念章。2015年12月，林爱兰老人去世。2016年4月，老人的墓前立起了墓碑，上写“抗日女战士林爱兰女士之墓”。她生前最珍爱的两枚纪念章，一枚随她入土，一枚捐给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时间会掩去许多痕迹，郭柯想做的，就是擦拭记忆，证明一段历史。这部纪录片的片名定为《二十二》，但在拍完当年，广西和山西就各有一位老人故去。后来，每离开一位，片尾的名单里就多一个框。但最近两年，老人们走得太快了，一下子就缩减到了九人。郭柯说：“我有时候想，干脆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当初遇见她们时的那样，老人活着。”活着，是从《三十二》　到　《二十二》，画面里自然流淌出的不变的主题，却也是过去七八十年里20万受害者天大的难题。

把老人当亲人看待，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

无疑，这个题材是民族的伤怀旧事，任时间退潮，依然留下无法弥合的痛。所以，郭柯不止一次被问到：为什么要把镜头对准这些老人？“不是贩卖磨难和眼泪。”他说，“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我们能做的就是远远地看，平视。”

可事实上，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远观且平视，连郭柯自己都很难说得清。

以五年前的缘起为例，读完微博上的文章，郭柯第一反应是“离奇”。他那会儿已在影视圈里工作了10多年，给不少导演当过副手，直觉告诉他“那是不错的影视剧素材”。在决定拍摄之前，年轻的郭柯并不确定自己该以何种方式与老人对话。在生而为人的善意与一名“影像记录者”的本能之间，他反复撕扯过。但见面后，老人身上超出预判的东西敲打了他，比如平静。

“正式拍摄前，我也只是通过网络和新闻报道了解她们。印象中，以泪洗面，生活里充满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但真正接触下来才慢慢意识到，老人们都是活生生的人。”郭柯发现一组对立，老人们对着长枪短炮，常常脱口而出“我不原谅日本人，我要他们认错”，但背过身去，她们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这促使他反思，拍摄这群老人，难道唯一立场就是让她们揭开伤疤、痛陈日军暴行吗？

“处久了，老人就像自家奶奶。把她们当亲人看待，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郭柯的镜头下，平静甚至无聊占满了画面。比如有老人一见面就打招呼“吃了吗”；比如有老人把喂饱村里大大小小的猫当成大事，某一天会跟人说“这只腰粗了，怀孕了吧”；还有的倚靠在炕上沉默地看电视，几小时一晃而过……拍摄过程中，郭柯发现自己一直在变。原本具备的矛盾冲突，表达激情的导演本能，被老人的平静一点点磨去。他开始躲避眼泪，每当老人落泪时，他的镜头就切向大山、天空、白云。除了老人脸上的沟沟壑壑，片子平坦得完全没有节奏、戏剧性、起承转合。这导致了他的专业性遭到抨击，投资方撤了资，2014年的影片一直无法做发行。三年里，是网络众筹帮助《二十二》等到了公映的日子。

郭柯说，漫长的三年等待，他一点都不后悔，因为他的拍摄剔除了功利心和猎奇态度。“你为什么不给观众一个机会，让他们也深情地看她们一眼呢？镜头全部放长了，我们就静静地看着她们。可能看15秒后，观众的内心，就有自己的思考。然后就会体会这些老人，她们的生活环境，她们的心情。”

该片的片花里，老人眺望远山，嘴里念叨：“天上落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好像她们一生的写照。

《二十二》收尾，落幅画面定在俯拍的山野。山被雪覆盖着，白茫茫的，真干净。有些过去的就过去了，有些过去的永远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