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究竟是“边温故边知新”还是“温故后才出新”？历史编纂学在西汉之前已有千年历史，司马迁如何建构自己的体例……今年上海书展首次辟出国学馆，推出了“七天七堂课”系列国学讲座。樊树志、傅杰、姚大力、陈引驰、辛德勇、张国刚、刘永翔……书展七天，每天有一位文史专家，分别围绕《论语》《老子》《史记》《资治通鉴》等国学经典做阅读导览，为观众解惑。

“七天七堂课”成为本届书展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不仅七堂课的预约30分钟内就被“秒光”，现场七天更是座无虚席。通过学者解读经典聚焦传统文化，为深度阅读“圈粉”。

“守正”中看“出奇”，发现经典作者的眼光和智慧

被称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究竟承载着作者司马迁怎样的治史心志？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开讲的《“与司马迁对话”——问君此书有多珍》令人耳目一新。

在西汉之前，历史编纂学已经有千年历史，姚大力介绍，对于当时历史书写的两种传统，司马迁并不认同, 他认为，“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始终。”

“儒者断其义”是指用史笔进行道德审判，“驰说者骋其辞”指诸子百家在纵横奔放的议论过程中，把历史证据当作修辞来用，采用这两种取向和宗旨的史学书写，被关照的人物容易从实际背景中抽离出来，成为“历史故事”，成为一起割断的、孤立的事件，而不再综合考察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司马迁认为，这是“不务综其始终”。

创作《史记》时，司马迁把三千年的历史进行原始察终式的追溯与完整呈现，当遇到不能完全解释的，就有所保留。《史记》的历史叙事，构成一种有意识地要突显其变迁过程、多层面包含着不同文化实体的多元历史，这正与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所阐明的原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相一致，“比如，他不仅仅记录汉文明，还写到了中亚、西亚诸国。”姚大力说，这样的“治史”精神非常伟大。

学者所拟定的选题方向，没有过高的学术门槛，有助于普通读者理解文本。而新鲜的解读角度，则展现出经典丰富的阅读层次，令不少读者萌生出再读经典的想法。

比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在《资治通鉴》的“守正”之中，看到“出奇”的一面，令听众耳目一新印象深刻。他举例，在历史上，曾国藩看出 《资治通鉴》中兵家用法之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通过比较的方法，开讲“道家老庄的智慧”。“《老子》西文的译本要比《论语》多得多。”陈引驰的这一说法刷新了很多人的印象，“在中国，儒家和道家对于塑造中国文化都非常重要，《论语》展现的更多的是世俗、社会、道德的一面，而《老子》更注重的是思辨，其思维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应用……”

“温故而知新”，别因温故艰辛失去知新的机会

开卷有益，传统经典不仅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而且还传递着中华智慧，为当下的决策或自省提供借鉴。

科技越来越发达，各行各业的成果都在不断丰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说，30年前他在求学时，训诂学、音韵学之类的研究成果，一年也出版不了多少本，但如今几乎每个月、每周都有此类新书出版。想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专业文献几乎看都看不过来。知识的流量那么大，应该如何主动学习才好？

这令他萌生开讲 “从《论语》看孔子的学习观”的想法。傅杰介绍，孔子所说的“学习”是从读原典开始，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君子，其中包括大量扎实的文本阅读。

这在移动互联网提供大量信息的当下尤为重要。按照孔子的观点，将知识内化需要通过反复学习，没有捷径可走。《论语》中，孔子率先强调要温故而知新。有人认为，温故、知新是两个并列的词，也有一种说法称两者是表递进的关系。

“在今天的语境下，或许人们更倾向前一种理解。”傅杰说道，有人会说我们的大脑为何要成为前人的“跑马场”？也会有人迅速地拿知识变成财富、名望。“但这恰恰是一种逃避，因为温故本身是非常艰辛的过程。”

七天的国学课程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解析流传千古的《燕然山铭》，诗词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刘永翔教授带来题为“诗与好诗”的讲座。明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以“张居正改革漫谈”为“七堂课”压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七天七堂课”每场讲座还配备手语翻译，通过网络实时直播，让书展场内场外更多人走进国学，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作者：童薇菁

制作编辑：童薇菁

责任编辑：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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