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起至本月31日，读者可以到上海古籍书店“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集中一睹古籍精品，展品大多选自“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近些年获奖图书，代表了国内古籍整理出版的最高水平。开幕当天，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齐鲁书社原社长宫晓卫、凤凰出版社总编辑姜小青、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齐聚“海上博雅讲坛”，以“新时代，古籍出版再出发”为题与读者分享古籍出版成果与未来方向。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当代是中国古籍整理的黄金时代，我们生逢其时。”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古籍整理是出版行业里很小的一个行当，在学术体系里参与的人也不多，但这一分支非常重要。“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今天我们看到的都是整理过的，比如加了注释、标点等，今人才能看得懂，用得方便。”顾青谈到，延续已有古籍深度整理的同时，数字化是目前的一个方向。比如，中华书局已经影印了几万种经过整理的古籍，目前推出了“中华经典古籍库”，发起古籍整理的数字化资源平台“籍合网”，邀请古籍爱好者网友一起加入古籍校对、编辑、审稿等工作。

“有了古籍整理，我们的文献才能一代代薪火相传，传统文化才能绵延不绝。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迎来又一个高峰和最好时代。尤其是近20年，集成性文献大量涌现、古籍深度整理、海外文献回归等，是我们一直在做也是要继续要做的，目的是弘扬并普及推广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之所以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历史文献没有中断过。

1979年成立的齐鲁书社是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的第一家，之后，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纷纷成立。齐鲁书社原社长宫晓卫谈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国从事古籍出版的仅有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力量再强毕竟有限，各地专业古籍社纷纷涌现后，对于古籍整理出版在质与量上，都有飞跃。如今国家高度重视，投入远超过去，过去不可见的很多孤本、稀本经过数字化，可见材料远超过去。

虽然在过去的40年中，古籍整理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现场几位国内资深古籍出版人也有个共识：未来古籍出版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一项寂寞的工作，任重道远，古籍出版人要有定力和担当，才能迎来下一个辉煌的40年。“书比人寿，重在创新”，在凤凰出版社总编辑姜小青看来，要推动古籍整理与出版继续前行，需注重青年队伍的培养，当更多年轻人接棒加入古籍整理，涌现更多古籍专家，这支队伍才能不断庞大，源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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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征途上的亮点】

1958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宣告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序开展。

1986年开始，古籍出版社社长的沟通年会举行，一年一次，成为一项传统，在互通信息、加强交流、横向联合上起到有力的作用。其成果之一就是1987年在上海金山年会上决定的《中华大典》出版工程，这一以新中国国家名义和力量组织编写的中华古籍大型类书，至今年终于基本完成，耗时整31年。

自2006年起，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由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设立，每年评选一次，是目前中国古籍图书类的最高奖项，也是我国年度古籍整理出版最新成果的全面展示，代表着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整体面貌和水平，历来受到业界瞩目。奖项分为一等奖、二等奖和普及奖。

2009年，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完成的《中国古籍总目》是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的总目录，旨在全面反映中国主要图书馆及部分海外图书馆所存中国汉文古籍的品种、版本及收藏现状，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20万种。

2014年，中华书局自主研发的大型古籍数字出版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问世。此后，镜像版、网络版、微信版、微信专业版陆续上线，并通过与凤凰出版社、齐鲁书社等其他古籍出版社的合作，实现了资源的纵深开发和横向聚集。

2018年，古籍整理与学术出版平台“籍合网”上线，古籍整理出版由“纸-纸”的1.0时代、“电子-纸”的2.0时代，正式进入“数字-数字”的3.0时代。

“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精选书目一睹：

文汇记者：许旸

编辑制作：许旸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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