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北纬四十度”是一条神奇的地理带——在它的南方，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在它的北方，飞马驰骋，自由奔放。不同的族群、文明通过那一条地理带，相互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也加入着对方。

相较于历史记载，文学书写如何抵达这条地理带？近年来文学批评家陈福民陆续在《收获》专栏发表一系列随笔，围绕以长城为标志的“北纬四十度”地理带，“打捞”延展出赵武灵王、汉高祖刘邦、李广、卫青、霍去病、王昭君、刘渊、孝文帝拓跋宏、安禄山、王振等历史人物故事，融入对“民族竞争与融合”的思考，悉数收录进新书《北纬四十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陈福民发现，北纬四十度正好和中国的万里长城基本重叠，“定居于北纬四十度以南的汉民族多次修筑长城，在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交壤的地方，御敌于国门之外。有两次例外，一是蒙古人建立元朝，一是满清入关。只有在这两个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一统中国时，长城失去了抵御外敌的意义。在元朝和清朝之外，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在修筑长城。”日前，他在沪上思南读书会现场谈到，过去讨论北纬四十度，讨论长城，“多是侧重冲突的，封闭的、对立的存在。从汉匈之争开始，打来打去，但我认为那其实是一条文明交流的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华夏文明是极具包容性的文明，写作也是希望拓宽我们今天对中国和世界的理解。”

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书中所处理的题材，历史跨度很大，话题容量繁巨。“读历史需要很缜密的心思，既要条分缕析，又需要插上想象的翅膀，在更广阔的空间合理想象推断，特别是给历史典籍中的古代人物拓宽容纳的空间。我们读历史，要对历史抱有一种同情，这是文学的强项。”比如，他将司马迁对李广的书写定义为“失败者之歌”，此人基本没有打过胜仗，经常丢盔卸甲损兵折将，但即便是失败者的悲情故事，司马迁特别同情李广，在李广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情怀。“这也是文学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评价，《北纬四十度》中不仅有大量案头阅读，还有作者真正的实地行走。“他用文字在纸上建起一座文明的长城、文化的长城。书里很多地方作家都去过好几次，从饮食、服装，到文化、艺术、边塞诗等方方面面，写出了他沉甸甸的感受与思考。”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金理观察到一个现象——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升温，大家似乎觉得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门类很难回应急速变动的时代，或是跟公众生活对话，“非虚构给文学输血，文学又能够为非虚构带来什么？”他认为，《北纬四十度》的非虚构书写为当下历史写作作出了积极探索。

“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古代，文学这份事业的自由也带来相应难度，比如说心理分析，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不同意义。对不少已有定论的古代人物，为什么还需要重新看待讨论？”在陈福民看来，文学可谓农业文明的产物。因为农业文明时代的价值最稳定，文学在处理价值问题时游刃有余，写出来的文学作品足以构成每个人理解世界与自我的知识。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虚构、非虚构的变化与当下世界的变化也息息相关。

“这个变化没有把虚构的门关死，留了一半，还有一半给了非虚构。”他认为，非虚构确实能把那些鲜活的，打动当下经验的东西，作为初级知识呈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读者求知需求，“但还有一部分是情感需求。虚构如果不能跟上‘位移’，找到稳定的表达形态，就会有一定难度。非虚构就相应填补了其中的缝隙。”

他坦言，写作中要求自己基本事实层面力争不出硬伤，“不能让人家觉得文学就瞎编和虚构，那就是我给文学丢人了。无论是地理学、历史学还是民族学，都有现成的专家。如果你仅仅是想了解这一部分知识，去看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的学术著作就够了，那文学还能做什么呢？在这个前提下，我要做的，就是比他们写得好看。”

陈福民希望，找到一个渠道让高深的知识下沉，在普通读者与知识之间架设桥梁，“让冷门的知识，变成可触摸的、可感受的，同时又因文学而变得特别好玩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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