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是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老师主编的《我的读书经验》系列丛书之一种，邀请了荣新江、徐俊、陈思和、陈子善和陈尚君五位在学界极有建树的学者，讲述自己读书的经历和治学的道路。五位主讲人爱书、读书几十年，所阅图书无数，深悉何为好书、如何读好书，其读书分享亦蕴含治学、树人、成才之理，能为身处信息碎片化时代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提供有益的读书、学习、研究指引。

《好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

傅 杰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天邀请我来做讲座，这是2021年的第一次开讲，对我还有更特殊的意义，在今年的新年，我已经是第70个年头看到太阳了。

我出生在1952年，今年虚岁70了，但是自己感觉还没有老，所以还在努力地工作，像年轻人一样。当然来讲，我对所有年轻的朋友都心怀羡慕，你们真好。2019年我给夏婧老师的一本书写序，王水照先生在宋代文学年会上说，序文里有四个字他印象特别深刻，“年轻真好”。

我现在70岁，也是可以回顾自己人生经历的时候了。有几个关键点。我中学仅仅上了一年，在务农八年以后，我是在1977年的3月1号到复旦大学的，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高考还没有恢复，所以我得到这个机缘混入大学。但是到第二年，就是1978年的3月，我就报名考研究生，而且当年是以专业分数第一、总分第二，考取研究生的。那是第一届研究生，所以我的同学都比我年纪大很多，我当时算年轻的。

这以后如何在学术上摸索一条道路，做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最初很辛苦地爬职称，我也很特别，从讲师升副教授爬了十年，但是从副教授到做系主任，仅仅只有四年多。在这以后还做了一些自己没有预想到的工作，特别最近几年，我觉得很大的变化就是，以前我觉得比较通俗的文章，或者有一些性情的文章我不太会写，但是最近几年忽然一下子有兴趣了，写得很多，对自己也有新的看法。

我在复旦到现在为止已经是第四十四年了，觉得自己很幸运，但是从回顾人生来讲，我觉得也是充满艰辛的。

虽然我研究古人说起来头头是道，但要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有时我只好告诉大家，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因为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复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学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大学是分科系的，也不知道大学是怎么教课的。

但是仅仅一年多以后，我能够顺利地考上研究生，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蜕变。

我在这里稍微回顾一下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我的父母是宁波人，但是客居在南通。我小的时候家境还可以，大概是六七岁以前，父母每天晚上带我去看越剧，唱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从小有这个节奏感。以后读小学，是南通师范学校第四附属小学。

南通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现在经常会讲清末状元张謇在南通办实业，我这些年回顾，可能在南通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南通小学到中学的教育，以及南通的文化氛围，可能都曾经影响过我。就说小学，教的东西不一定很浅，我记得小学的语文老师，曾经在1940年代做过海安李堡镇的镇长，当时对我还蛮有好感，觉得我考南通中学一定能考得中。

可能是中考没有考好，我就进了南通市第二初级中学，那个中学在南通市属于中等。那时候我很年轻，当然不懂事，但是毛主席有一句话，叫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我当时关心的办法，就是每天晚上或者我一个人，或者陪着母亲，把南通市的一条街的大字报从头到尾看过去，每天都看。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之中，南通的文化氛围对我也会有一些影响。

我自己读书，能够记得起来的，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向任课老师借过一套线装的《水浒传》，我在小学的时候也读过线装的《三国演义》，看懂了没有，我真的没有办法回忆，就是硬看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当时看的比较多的是连环画。

1969年的3月16号，我们一批知青响应号召到南通海门的江心沙农场——一个靠近长江边上冲击形成的小岛。当时无知到一个程度，总觉得一个岛是站在那个地方，四边都是水。到了那边以后，才从顽童的心理回到现实。最初的三年是被当地的农民管，因为这是国营农场，叫老职工管知青，所以我们真的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后来四五年，我们知青管老职工，被管着的日子很辛苦，管人的日子很高兴。我还可以和他们农村的孩子们吹吹牛。我当年曾经管过六七百亩土地，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开始叫人家下地，天天站在农场村头布置农活。

我在家里做事或者其他能力都很差，但是在农场这八年，经历了最艰苦的锻炼，自己身上软弱、脆弱、很无知的状态改变了。有些事情现在的年轻人不容易理解，我们当时可以说把自己人生的能量无限放大，体会到中国农民的艰难，和中国农民一起生活，在承担最艰苦的农活之中，经历了体力上和精神上最严酷的考验。

我这么说没有夸张的成分。我们是个大农场，农场里边有几千知青，当时劳动的艰辛，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比方说挑担子，当我挑起担子的时候，我的腿就在发抖，但我挑着担子要走几里路，就这样我还要承担其他的管理工作。比方说我们现在拾棉花，如果现在的学生到农村去，会觉得充满着浪漫情调，但是当你是进行计分的管理，你自己负责一个单位，每天就在那里称量某一个人拾起了多少棉花，进行这样的统计的时候，人的生存可以放到最大的能量。我自己能够自豪地说，我当时作为一个知青，和农民一起工作没有任何的懈怠，自己原来的无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锻炼。在复旦的几十年之中，我对务农的经历和感受，以及生存的状态没有太多改变。中国农民的顽强和生命放大是无限的。

但是，我觉得我到农场有很多很幸运的地方，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是初中生，但是我们农场的连队，有一批是南通中学高一的学生，当时很明显感觉高一的学生比初一的学生要成熟许多。他们曾经有个语文老师做过唐宋词研究，很有名，叫严迪昌。他们那时候就经常说严老师如何如何，严老师指导他们读的书，在农场辗转就到了我这里。

在劳动的艰苦中，我身边有一批比我学问好的中学生，真是一件好事，我看到我们的差距，也就跟着读书，整整八年时间。我准确地记得，我是1969年3月16号到农场，1977年的2月26号离开的，八年差二十天时间。这段岁月，我既经历了高强度的劳动，又如饥似渴地读书，而且碰到一批很好的朋友，真是幸运。

回顾当时曾经看过的书，有一部分是1960年代以前留存下来的，比方说社科院的文学史，三册之中我当时看到过第二册，比方说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当时出了第四版修订的第一册，我看到以后很认真地从头到尾仔细地读过。在1970年代前期的时候，看到过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看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现在研究唐诗，而且稍微有一点成绩，但是我看到《唐诗三百首》的时间非常晚，一直到20岁左右才看到过《唐诗三百首》。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唐诗一百首》也曾经读到，都是知青辗转借来阅读。但是八年的时间我读书不系统，能找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那时候有一段往事，叫“评《水浒》、批宋江”“评法批儒”，等等。虽然那时候政治运动离我们很远，我们只不过在长江边一个小岛的农场，但是这一类的书，我基本上看到什么就读什么，虽然没有去参加具体的政治运动，但把当时出版的古人原著、一些注本都给看了。那时候上海有个刊物叫《学习与批判》，现在回顾它，说是涉及政治阴谋或者政治宣传，但是它整个的风味，还是和一般的政治刊物有所不同。其中还是有一些有文学姿态的文章，或者是有文史积蓄的文章，当时我几乎每一期都看。我虽然是农场一个很基层的知青，但是当时能够看到复刊的《文物》《考古》《历史研究》，还有其他几种刊物，我都曾经订过， 我也订过报纸。那个时候凡是出的能看到的，我都尽量地去看。

很多的朋友都会问，怎么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情。我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说，知青之中有许多非常杰出的人才，但在这十年他们的学业中止了。很多最好的年轻人前途被改变了。但至少对我来说，我认识了中国的农民，土地的耕作，庄稼的生长，从具体的技巧到节奏的把握，整个流程我都极其熟悉，我每天都在那边布置，都在那里检查，都在那里带头劳作。就算在这种生活之中，个人依然有成长的机缘。

到复旦以前，和其他的知青相比，我读书算是有一定的量，读得比较多，自学的动力是科班不能比的，但是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或者说精确度，都有很大不足。我虽然在中文系也做过一段时间系主任，但我始终知道一点，自己基础并不是很好，比方说现代汉语最简单的主谓宾、定状补，我就不容易完全说清楚，因为真的没有老师向我系统介绍过。等到我在中文系读书工作以后，又没有机缘再向人家请教。人家觉得你不应该不知道的，但我真不完全知道。

我们这代人可能有个通病，我们自学的时候，对问题的深入、对读书的渴望，那是到了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但我们的基础又普遍有限，有的时候遇到什么字会读错音， 对一些字意的理解有差别，这些知识上的出入，我们也在努力逐渐改变，但是没办法彻底解决。正因为有这一层，我觉得我算是非常幸运的，八年的农场生活，再早一点从休学开始的话，对我影响非常小。尽管劳作很辛苦，是真正地干农活，但这磨练了我的意志，增强了生存能力，也让我明白了社会上还有这样一种生存状态。这是我读书的第一个阶段。

我的幸运来得也算偶然。如果我不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到第二年全国高考恢复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能力通过高考，我没有把握。因为整个初中到高中的数理化，我只读过初中一年级，后面都没学过，要通过高考真是特别困难。但是到第二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时候，我在学校里边，可以利用学校的图书馆。我有一个系统的复习，能够把文学史上的各种问题梳理清楚。所以说我这个人，在好多方面都是被动的，不是我想如何，而是有别人在后面推动——觉得我还可以，是个人才，就把我发掘出来，把我推着往前面走。

考上研究生以后，就会发现人和人真的差别非常大。我记得很清楚，考取研究生没几天，我们系里的杨明老师，他比我大整整十岁，很谦恭地拿出了一本他整理的《龙洲集》让我指正，我一看，居然已经成熟到如此程度了，我当时还真是找不到北。

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我学习能力不错，动力很足。之前在农场是找不到书、看不到书的，从中外名著到各种学术著作，都和复旦的图书资源不能比的。到学校以后，我觉得在读书上我和其他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始终认为读书是需要靠激情的，所以在复旦第一年，我基本上是以一种很傻的方式，把复旦图书馆里文史方面的书，尤其是和中文有关的，一个架子、一个架子地读，有的时候把书拿出来翻一翻，有兴趣就读，始终把读书当作有兴致的事情来做。那段时间进步非常快。

我始终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但是推到一定程度了，也就希望自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当时报考研究生，一听说专业课录取一个人却有90个人报名，真的很缺乏勇气。当时记得很清楚，我在学校路上碰到陈允吉老师，告诉他这个情况，我问他我能行吗，陈老师说，你的实际水平，只要好好发挥应该会有机会。考试的过程我觉得还算发挥得不错，拿到考研试卷以后，不觉得问题答不出，而是觉得这些题目出得太简单了。

出了什么题目呢？你想想看，就是出十个名篇，然后要你指出这一篇是哪一个朝代、哪一个人所作。其中有个题目是《秋兴八首》，大家都知道是杜甫作的，这十个题目每一篇的东西我都作答，比方说这一篇，作者是唐代的杜甫，他在哪一年哪一月什么地方写的我都能说出来。后来王水照先生负责阅卷——我年龄比王先生小很多，但是到复旦的时间比他早一点，那时他算是刚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引进，所以辛苦的事情都让他做，考卷也是他阅卷。他说那个地方我发挥得很特别。当时的科目里边，我外语稍微弱一点，但是外语在1978年考研的时候，是可以带词典的，我虽然外语很差，但是词典翻得很快，所以还算蒙混过关。后来辛苦的是，评职称的时候还要进行外语考试，真的是很辛苦。但是还好，我们系里的老好人是蒋孔阳先生，他当时出了一个题目，拿出来一页黑格尔原著要我翻译，我在中文系办公室里，对着词典翻译黑格尔，大致还是蒙出来在讲什么意思，所以蒋先生也给我通过了。

当时考研的时候还有一道十分的题，是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时天天都在讲新长征路上如何如何，我就忘掉这一点，扣掉五分。所以我有机会到复旦，在复旦考研的时候非常顺利进入了专业的道路，是很难得的机缘，自己也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缘。

但是讲句实在话，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以后，我很清楚知道自己不行，看到进来的各位实力超强。因为第一届研究生的时候，最大的年龄和最小的年龄大概相差近20岁，我们那一届年龄最大的是1937年的，最小的是1955年的。在学术研究上面，有一些人进校的时候成熟程度已经很惊人了。我们系里的游汝杰老师，进校以后参加过一个国际会议，他提交那篇论文的题目是《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他把水稻的读音从日本到印度，穿过中国到东南亚画了一条线，用稻谷读音的语言演变现象，推测出稻谷最早起源的地方是在云南、广西还是东南亚那一带。当时我看到那个文章，惊讶到了。我还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时候，他已经达到那一种程度了，后来知道他是夏承焘先生的内侄，有家学传承。他本人1962年俄语专业毕业，毕业以后就一直做这方面的专业研究。

我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见贤思齐，自己不如别人，就努力补上去。1978年开始研究生学习的时候，读书的气氛非常之好。现在复旦的图书状况已经改变了，当时对大学生开放的图书馆，是现在校内进来左手理科图书馆这个位置。到了研究生的阶段，可以到现在的外办，就是1100号的地方，那边有一个比较好的完整的文史哲参考阅览室， 可以在那儿看书。1977、1978年的时候，整个校内读书气氛非常好，图书馆早晨八点钟开馆，开馆之前就已经排了很长的队，基本上一开馆马上就没有位置了。我当时用的比较多的，是复旦图书馆一楼大厅里边的古籍阅览室。那个地方基本的几套书都在，所以有机会充分阅读，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虽然说起来过程很艰苦。

回过头来说，我从1977年3月到复旦，到1978年9月就进入研究生学习，仅仅是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改变实际上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系，1976年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大学里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努力读书的风气，大家都是意气风发，追求新的目标，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被裹挟，跟上了这样一种节奏，这样一种步伐。

陈尚君：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任重书院院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著有《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唐代文学丛考》《唐诗求是》《唐人佚诗解读》《贞石诠唐》《行走大唐》《宋元笔记述要》《濠上漫与——陈尚君读书随笔》《转益多师》《敬畏传统》《我见青山》《星垂平野阔》以及文献考订著作《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等。

——摘编自《好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