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

景凯旋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不是一部研究专著，而是一本诗歌随笔，是作者在唐诗中的一次游历。在谈及这二十位诗人时，尽量展示其最重要的作品，但并不做全面评价，而是对每位诗人采取不同的阐释角度。作者试图在唐诗的背后寻绎观念与价值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天人之际、自我意识、时间观念和感觉方式，以及诗人的心路历程、审美情趣、人格品质和艺术技巧。此外，还收录了几篇附文，分别讨论唐代的僧人诗、女性诗、代言体，以及士人的角色处境。

正如作者所说：诗歌是唐代文人的事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诗歌，我们可以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从中寻觅到自己的知音。在精神层面，现代人并不比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高明多少，因为现代科学理性并不能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而诗歌的作用正在于彰显意义。人生归根结蒂是不完美的，它需要不断地解释。

诗歌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痛苦而不是幸福联系在一起。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人生的悲剧意识，体验到个体生命与永恒事物之间的巨大鸿沟，即使在最快乐的时候，也对苦难的况味有一种迷恋。就诗歌所呈现的生命样式而言，王维渴望归去，李白憧憬远方，杜甫则始终行走在路上。

面对同样的夕阳，李商隐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歌德说：“西沉的永远是这同一个太阳。”李商隐感受到的是当下时间的短暂，歌德体验到的是超越时间的永恒。这似乎代表了中西文化在宇宙意识上的某种差异。

唐诗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人性悠长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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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659—700）

遥远的过去来自黑暗深处，而未来更是沉没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这就是陈子昂眼中的世界图像。这是何其天荒地老的落寞！陈子昂是唐代第一个从群体意识中挣脱出来的诗人，他在旷野中呼喊的孤独具有文化史上的意义，那不是生命的感伤，而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孟浩然（689—740）

孟浩然自己的人设始终是一个隐士，不是一个诗人。而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在面对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时，也需要捧出一个清高自由的隐士形象，以对抗自己身处的那个浮躁的盛世。

王维（701—761）

王维的诗是一种知性的美，不是一种伦理的美。他的“归去”没有远方的参照，因而他的诗缺少内在的人性冲突，缺乏附着于自由而不是自然的情感，总是引导读者进入无我的境界，对于存在意义的寻求也总是止于空无。“归去”于是成为他对生命有限性的一种妥协与回避。

王昌龄（698—756）

王昌龄的边塞诗和闺怨诗大都不是为自己而写，而是为时尚而写。如果说盛唐气象指的是一种青春的元气，那么王昌龄就是其最重要的代表。

高适（700—765）

今天的读者会发现，古人的价值世界还是比较单纯的，唐代的边塞诗书写着光荣与苦难、冲突与杀伐，却没有宣扬仇恨。族群仇恨的价值是现代人的发明，是在自然世界的价值消失后，人类进入历史世界才出现的情感。

岑参（约715—770）

许多唐朝文人其实从未到过西域或中亚，有的至多也就到过陇右。他们对西域和中亚的印象多来自前朝诗歌，然后借《从军行》《凉州词》《出塞》等乐府诗题来表现昂扬的书生意气。然而，岑参本人曾真正从军安西、北庭，他咏边塞之诗，句句从亲历中来，这使他成为与高适并称的盛唐边塞诗的代表。

李白（701—762）

自汉末至魏晋，士人中一直弥漫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悲剧意识。到了初唐，这个悲剧意识还在延续，人们不断被生命不居的瞻望所苦恼，继刘希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张若虚“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之后，李白再一次举杯哀叹：“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杜甫（712—770）

杜甫被后人奉为“诗圣”是因为他的作品体现了儒家的社会关怀，但他的价值恰恰在于强烈的个体意识。自《诗经》以降，中国诗歌走过的是一条从整体意识向个体意识渐渐转变的道路，至杜甫终于达到了一个高峰。

刘长卿（约726—约790）

在一般人眼里，自然风景是没有情感的客观事物，只是供我们观赏，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我与他”的关系，而一个优秀的诗人具有移情的能力，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成“我与你”的关系。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懂得刘长卿山水诗的价值。

韦应物（737—791）

普通而平淡的人生写照是韦应物诗歌的独有魅力，这句诗看似恬淡潇洒，背后却有一种天涯沦落的情绪。人生的种种况味，似乎全在这十字之中了。我们仿佛看到，诗人一袭白袍，手持酒杯，从远处向我们走来，一直走到我们中间。

白居易（772—846）

白居易对隐逸作了一番新的阐释。他认为大隐隐于朝市，小隐隐于山林，但朝市过于喧嚣，山林又过于冷落，他的选择是中隐。白居易以自我保全作为基本价值标准，在个人与官场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既不违背良知去迎合权贵，也不忤逆权贵而伤害自己。

元稹（779—831）

《行宫》的开放式结尾给人无尽的联想。唐代其他皇帝身后也留下了无数宫女，却都没有享受过此种追忆。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道：“只四语，已抵一篇《长恨歌》矣。”让元稹伤感不已的不仅仅是过眼烟云的荣华富贵，更有春梦无痕的人间情爱。

韩愈（768—824）

当韩愈不再运用盛唐诗歌的“兴象”思维时，他就为诗歌开辟了另一条道路。这一转捩的原因之一是文人角色向士大夫角色的转换。强烈的主体意识导致诗歌观念的改变，人们不再愿意去追步盛唐那种对外在世界加以想象的诗歌，而是要从个体生活中去发现人的境遇，诗歌的人间性因此越来越多于超越性。

李贺（790—816）

李贺这位短命的天才诗人，就像流星一样划过璀璨的唐诗星空，让读者神迷目眩，又使我们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平凡感觉，意识到生命的终极脆弱而无助。这样的诗人不可太多，但也不可缺少。

柳宗元（773—819）

柳宗元想要学陶渊明，放下仕途的“机心”，但他其实更像是在追寻屈原，那是一个清高贞洁的形象，在抒发着内心的孤愤。说到底，柳宗元从来都没有获得超然的自由，因为他的诗中始终有一个“我”在。

刘禹锡（772—842）

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与司马迁接近，意义追求和价值期许都在人道之内，个体生命的圆满是通过群体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实现的。这就是他屡遭政治打击却从不沮丧，反而更加积极对待人生的原因。对刘禹锡来说，自然的天道不足恃，人事的作用才最重要。

杜牧（803—852）

今天我们读杜牧的怀古诗，常常会感到主题上的重复。这也是唐代怀古诗的共同特点，总是在不断感叹朝代的兴亡，但终究不能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上有所突破，看清历史循环的规律。这当然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更何况，在一个出身没落世家的诗人眼里，颓废从来都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美。

李商隐（812-858）

李商隐渴望爱情，可又对爱的结局感到恐惧，他宁肯设想各种障碍，让女性永远像缥缈的女神一样神秘，而不愿跨过男女间的最后界限。李商隐将传统的艳情诗改造成爱情诗，完成了诗歌史上的一次飞跃。这些情诗无疑不属于传统的游子思妇，而是道出了男女情爱的本质：爱在终极意义上的不可实现性。

温庭筠（约812—866）

在温庭筠眼里，不但历史上那些追逐功名的文人到头来都成了一堆坟包，就连帝王的荣华富贵也如草木一般荣枯无常。当一个人在情感上开始与王朝政治保持距离，历史的正统叙事也就遭到了颠覆。

韦庄（约836—910）

唐末诗歌在艺术上或不及盛、中唐，但在认识上却很深刻。在一个大厦将倾的时代，大多数诗人已经无心锤炼字句，民不聊生的现实让他们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每一天都可能是迄今最坏的一天，却又可能是未来最好的一天。在韦庄的心里，有一种时日无多的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