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一直是学界和政府关心的重要领域，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如今的农民工早已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那般面貌。除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变革，外部生存环境也改变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方式和心态。董敬畏教授所著《流动人口网络社区的文化认同》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便意在研究网络与数字技术对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在文化认同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阅读该书，或可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如今的农民工群体，去真正了解信息时代下农民工的文化认同，及其对社会融入议题有何等启发。

农民工与网络的时代遭遇

该书以历史的眼光，探讨性地回顾了农民工群体自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纵向讨论了农民工的文化认同问题，结构设置严谨。全书共设五章内容，从农民工文化认同的“前世——今生——未来”轨迹，细致阐述了农民工群体文化认同的变迁历程，及其与网络技术碰撞后产生的化学反应。第一章通过对农民工流动历程、流动原因、代际差异和政策变迁的探讨，阐释了农名工在新时代的社会融入问题，并引出农民工群体通过网络进入城市的中心议题。中三章则对农民工的网络参与场景进行细描，以娓娓道来的方式阐述了农民工网络社区参与的个体化事实，并以此研究农民工在网络社会的认同和意识形成机制。最后一章则侧重指出农民工群体网络社区认同的个体化及其带来的影响，对在未来消弭城市内部的二元隔离提出对策建议。

在纵向逻辑清晰的同时，该书每章横向拓展讨论问题，在逻辑关联的基础上，每章内均设四到六节的篇幅，保证了核心观点的充分论证。本书中核心概念主要包括网络社区、个体化和文化认同，分列该书中三章讨论。就网络社区而言，作者通过农民对网络的使用情况，探讨什么是网络社区，其概念、分类与特征分别是什么，农民工参与网络社区的分享和互动方式如何，农民工又是如何在以匿名性、随意性、去中心化为特征的网络社区中建立信任机制的。完成对网络社区和农民工参与方式的事实性阐述，方能总结提炼农民工网络参与的个体化样态。这种个体化形式的网络参与无疑与社会各界将网络视为农民工群体形成群体意识和群体认同的有力工具这一预设产生较大出入。作者进一步讨论得出网络技术为农民工带来的只是一种“虚幻的现代性”，即原有的传统乡村伦理依然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内部，主要表现为依照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模式构建而成的网络社区，作者将其称为“虚拟村落”，意即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追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并且使用了网络社区这一新兴技术，但在网络参与过程中依然延续传统的生活习惯。然而这种虚拟村落又不似传统村落那般有着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结和强大的伦理约束，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与网络社区的天然特性遭遇后促成了农民工网络参与的个体化。作为一种个体化式的网络参与，将如何影响农民工群体网络社区认同形成，这则是作者在第四章重点探讨的问题。

除却纵横交错的整体布局，作者还展现了作为一名社会学者专业的研究方法。该书综合使用深度访谈、田野观察、案例分析、比较研究、问卷调查等社会学研究方法，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当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赋读者以读故事般身临其境之感。如第四章讨论网络社区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时，作者精准提供与论点和议题相关的访谈材料，使读者在晦涩严肃的学术性表达中豁然有感同身受之妙，更加直观地理解了作者想要探讨的问题和意欲表达的观点。除上述研究方法之外，作者注重梳理前辈学者的已有结论，提炼出农民工个体化这一社会事实在工业时代向网络时代变迁过程中的发展与延伸，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丰富农民工个体化的具体意涵，得出农民工网络社区文化认同个体化的研究结论。

虚拟村落中个体化的网络参与

相较农民工文化认同研究的众多成果，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将农民工的文化认同问题放入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正如该书序言中张翼教授所言：“将农民工与网络结合起来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尝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为我国的城市建设和现代化转型立下了汗马功劳。作者认为在社会变迁的影响下，农民工群体从原有的乡村场域脱离之后嵌入城市的方式发生了从“原子式”向“个体化”的转变。在第一代农民工原子式嵌入中，农民工进入城市是没有组织性的，他们的文化认同依然扎根在遥远的农村，其背负着沉重的传统道德伦理进入城市，目标只是在城市赚取更多的钱。相反，新生代的农民工在经历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洗礼后，其进城的目标除赚钱外，还希望在城市中扎根，具有很强的个体意识，他们已经无谓于乡村老家对他们的评价。这种个体化的参与决定了当农民工在这座城市无法获得认同时，会采取流动的方式进入新的城市寻找融入契机，从而也出现了当代农民工群体的“短工化”特征。作者认为这种个体化的城市进入方式是以损害农民工群体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代价的，但这并没有换来平坦的城市融入道路，反而在无形中延长了农民工在城市实现认同转换、实现社会融入的过程。这也导致农民工群体居住在城市，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依然保持着乡民的一些特征，在遭遇到具有去中心化、分散性特征的网络之后则更为凸显。

该书田野调查发现，农民工群体的网络参与延续了现实生活中的交往模式，其参与的网络社区依照地缘、业缘等形式展开，形成网络参与的类差序格局，作者将其称为“虚拟村落”。从表面上看，作为“虚拟村落”的农民工群体组织方式已经较初代农民工原子式的城市进入方式更具组织力和行动力。因此，农民工参与网络社区是其在嵌入城市过程中为了融入城市而做出的努力。但虚拟村落式的网络参与模式，不仅没有将农民工组织起来，还有效消解了农民工群体意识的产生和形成。尽管网络为农民工提供了虚拟安全感和归宿感等，但网络的去中心化、松散联结等特点无不强化了农民工实际上的个体化状态。作者认为农民工群体在涉及自身权益方面的诸多行动，包括社会认同，依然处于马克思当年所讨论的“自发”状态。

向“虚拟社区”迈进的社会关怀

该书并不只是描述和分析农民工与网络的遭遇现状，同时还在字里行间中流露出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强烈的社会关怀。作者在本书中数次提及农民工的权益维护问题，他认为农民工本应利用网络社区形成新的组织方式和结群方式，进而形成农民工的群体意识和群体认同，从而形成维护自身权益的强大力量。但个体化参与下的农民工依然处于“自发”状态，如何实现从“自发”到“自为”的转变是作者所关心的议题。

在最后一章，该书通过农民工网络认同个体化的影响引出了对网络社区认同个体化治理的思考。在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数字化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创新性成果和方式。在许多东南沿海省份，数字治理不仅仅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或方法存在于基层治理场域之中，更发展为一种实体化部门参与其中，例如“驾驶舱”、“网络技术部门”等。这意味着，网络不再局限于应用技术层面，而是成为多元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主体，因此网络不仅是治理手段，也应该成为被治理的对象。作者在该书中提出的“网络社区认同个体化治理”便是要求网络在作为农民工城市融入工具的同时，也要注意对网络的改造，从而帮助农民工“自觉”地正确应用网络工具，从而真正消弭城市内部的二元隔离。

在对策建议方面，该书分别从农民工角度和公共政策角度为网络社区增强农民工群体意识出谋划策。从农民工群体角度而言，农民工要注意利用网络社区提升自身能力，培育城市文化心态，运用技术手段增强自身城市生存能力。同时，要利用网络社区无视空间和时间的特点，消除农民工群体内部的认同隔阂，增强群体团结和组织认同。从公共政策角度而言，国家和政府要积极在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合和认同形成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方面要注意利用网络社区作为政策与法律的宣传阵地，为农民工增权赋能；另一方面要推动网络技术治理，向乡村和农民工群体推广网络社区的赋权作用，进而消弭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社会类型之间的鸿沟。

长期以来，农民工群体一直备受关注，但也经常遭遇刻板印象的误解。在信息技术大量普及的今天，农民工群体早已不是当年没见过世面的社会底层人群，他们亦有自身的追求和梦想。作者在该书中讨论的农民工群体的变迁历程或许便是想向世人展现农民工群体的真实样态，帮助农民工群体摆脱污名化。或许正如该书作者所说，农民工群体由“自发”向“自为”的转变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政府和社会学界或许能够在该书中收获启发，帮助农民工群体实现从“虚拟村落”向“虚拟社区”发展，在血缘、地缘等关系互动模式外实现真正的群体团结，从而实现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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