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飞剧集《王国》中的汉文壁书

近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亚海域史研究团队举行了第33次读书会活动，本次选读的书目为国内刚出版不久、金文京教授所撰《汉文与东亚世界》。《汉文与东亚世界》一书由在日韩国籍学者金文京教授自日文原版翻译而成，并针对中文读者进行了适当地调整与改写，2022年新经典策划引进，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金文京1952年生于日本东京，曾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现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专攻中国古典戏曲、小说。金文京精通中日韩三国语言，也自然而然地关注到汉字、汉文文化圈等相关问题，《汉文与东亚世界》一书即是其在此方面的一项成果。

《汉文与东亚世界》

【韩】金文京 著

新经典 |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本次读书会主讲人将金文京《汉文与东亚世界》主要内容梳理成三条脉络：“同文异读”“多元汉文”及“语言思想”，并逐一精讲解读。

金文京在中文版自序中指出，虽然近邻国家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汉字，但具体情况与中国大不相同。首先，汉字的发音不同，这还可比拟于中国方言之间的不同音。更重要的是文章的读法不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的汉文训读；其次，这些国家的人用汉字写的文章，跟中文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全部用汉字写，中国人却完全看不懂的文章。因此通过使用汉字、汉文的不同情况，来探讨东亚各国不同的国家观和世界观，从“同文异读”入手，观察东亚语言文化背后的思想嬗变，是本书的核心主题之一。

以日本的汉文训读为例。训读，即颠倒汉文的语序，翻为日文，而给颠倒语序最大启发的，作者认为应该是佛经汉译的过程。在梵经汉译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书字梵僧用汉字来音译梵语的过程。汉文训读体系，一头源自对古代中国汉字的吸收，一头又与古代印度的语音研究息息相关。二者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相融，其影响超出了语言层面，也辐射到了古代日本的思想与世界观。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化不仅是一种“指导思想”，更是一种“装置工具”——它们左右了日本文化与思想历史的发展，同时也记录、保存了该过程。

大河剧《镰仓殿的13人》中源义经用汉文写就的《腰越状》

语言现象的历史发展只是表象，由此可窥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亚洲各地域伴随汉字文化一起发展所反映出的思想观念的嬗变，或许才是作者最想向读者传达的内容。留有训点符号的各地域汉文材料，其实就是反应其吸收外来文化并自我增殖，该历史过程的直接史料。故而我们可以在《汉文与东亚世界》一书可以看到日本汉文训读内部围绕“汉文直读”还是“汉文训读”的思想角力，直至今日未有“分出胜负”；同样在视野范围扩大到整个东部亚洲地域后，这场思想角力不仅仅在于一国之内，也不简单地流于汉语母语与非母语区域之间的往来，反而是诸如朝鲜半岛、日本等各亚洲地域内，以解读汉文的技术为视角，互相之间是如何看待对方的。

其次，作者发现仅仅着眼于通过汉文训读中某个训点符号，去了解汉字的某种特殊的读法，或者掌握某个汉字的当地固有语发音，这又似回到了“汉字文化圈”的对立面，即“汉字——反汉字”论的老路了。

网飞剧集《王国》中的汉文书法

就像当下许多学者所呼吁的，“汉字文化圈”概念虽然抓住了东部亚洲的主要特征，但仅将注意力放在书面文字上，容易遮蔽各地域之间因汉字文化内化而产生的差异性，继而会让人们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得出与史实不符的结论。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汉文与东亚世界》之中，作者目光所在并不仅仅是汉文训读解读汉文的消费性一面，还有其生产性的一面，即各地固有语言通过汉文训读再造的历史产物——变体汉文。再以日语为例，变体汉文在日语研究中原指“介于汉文体与和文体之间的一种文体”。从形式见，变体汉文全部或基本采用汉字表记，但在语序上、用词上又有着明显的日语特征，譬如古代公卿贵族日记中常见的“记录体”（又作“东鉴体”）。作者对变体汉文概念作了扩容，不仅将日本历史上所有具有拟汉文性质的文体（如“候文”）网罗在内，也涉及东亚、东南亚及中亚等地，甚至还涵盖了“汉字发源”地中原王朝本土那些曾同样借助汉文训读体系产生了拟汉文文体（如具有蒙文直译体性质的“直解文”等）。

作者以汉文训读为切入点，对东亚汉字文化圈进行了重新审视。其写作主旨不在于简单地对汉字传播路径的溯源，或汉文训读在某一国家特殊性的强调，而是着眼于汉字在历史东亚的共享特质，强调普遍性的一面。从对于历史问题的关心出发，作者也提出了一种现实关照。受西方文化冲击的影响，英语成为近代以来东亚各国共同使用的重要语言，这一时代背景意味着对曾经共同享有汉字文化这一认识的社会基础在东亚区域中逐渐消失，作为历史学者，有责任去还原包括统一性与差异性在内的历史全貌。纵观全书，作者力图从祛魅、求真、构建三个维度重新检讨东亚历史上的汉字问题，聚焦各国汉字使用过程中的诸多差异，最终提出由“汉字文化圈”到“汉文文化圈”的过渡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