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拂槛：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

[美]陈步云 著

廖靖靖 译

方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唐代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朝代，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它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和中东的重要市场及繁荣的文化相连。在本书中，作者陈步云揭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唐代时尚体系，它是通过工匠、穿着者和评论家的努力而出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催生出我们现在公认的现代时尚体系的先驱：新的时间意识、模仿的游戏，以及生产方式的转变。作者以考古资料——绘画、雕塑和丝绸制品，以及年鉴、诗歌、税务文件、经济论文和法律文书的记录为依据，审视唐朝的时尚风格。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将创新的织工和时尚的宫廷精英带到了历史的最前沿，为传统的隋唐服饰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增加了新视角。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时尚是所有唐代人生活的中心，因为这个王朝将织物置于经济和道德价值结构的中心。全书按照主题设定章节，首先探讨国家与时尚之间的共生关系，继而转向审美游戏形式，将时尚视作创造意义的实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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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唐朝时尚

在唐朝，官员们担心的不是女性袒露的乳沟，而是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问题：妇女想要根据个人品味而非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穿着的欲望。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们来思考关于太平公主的一件轶事（713），她是武则天与唐高宗（649—683年在位）最有权势的女儿。在唐高宗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太平公主出现时，身穿一件紫色长袍，配有武官装备，腰系玉带，头戴一顶黑色丝绸制成的头巾状的帽子。接下来，她为高宗和武后表演了一段歌舞。看着女儿这身装扮舞蹈，帝后二人都觉得新奇而有趣。此曲舞毕，他们笑着责备女儿：“女子不可以当武官，你怎么穿成这样呢？”《新唐书》的作者把这件事列为唐代“服妖”现象，认为这是一个预兆：当武则天登基称帝时，性别角色的颠倒将会降临这个王朝。太平公主女扮男装的事件及其在断代史中的流传，说明了两个道理：其一，服装行为关乎政治和道德，所以有必要加以记录和解释；其二，装扮的方式只有通过穿戴者展示在观众面前才能获得意义。公主群体是丰富的符号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世界里她们穿什么和怎么穿，与图像描绘和文字阐述一起，构成了生活经验的基础。太平公主通过穿上武官的服装，创造并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自我形象。这一形象因为太平公主所处时代背景下的性别政治特征而变得格外清晰且有意义。她以自己的示范，展现服装具有阐发权力、性别和道德等观念的能力，并将服饰作为一种时尚手段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阿斯塔娜墓187号墓葬中修复的屏风画（《弈棋仕女图》）

本书所描写的唐代人物都属于中古时段的时尚体系，这与我们现今品牌文化和大众传媒中的时尚完全不同，但它仍然可以被定义为时尚。正如前文太平公主事例所呈现的那样，时尚首先是一种创造意义的实践，它受限于所处的时间和空间，通过与物质世界的接触在社会群体中构建出一种存在感和个性。时尚在中国唐代这片沃土中生根发芽，实现了形象化和自我塑造的过程。通过解读“时尚”，可以掌握古代礼仪制度和官方服饰规范的密码，从而开始进一步的思考：如何把穿着衣物的身体当作展现社会地位的载体。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时尚与唐代宫廷文化、国家财政、视觉文化、纺织技术以及文学体裁都有密切的联系。

与现代性无关的时尚

将时尚与西方现代性画等号一直是世界的主流观点。早在1902年，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就曾宣称：“时尚是资本主义的宠儿。”当然，他的这一说法只考虑了欧洲的情况，在那里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改变了人们的品味、生产和消费。对于20世纪早期的时尚理论家而言，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一个日益重视时间观念的世界诞生了，而这一过程正是由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加速来决定的。所以，这部分理论家往往把时尚视为现代化的象征，一致认为时尚的出现与19世纪西欧商品文化的发展互相配合，且同时发生。到了20世纪初，时尚已经成为变化的同义词，它是资本快速周转的象征。自此之后，关于时尚的学术研究就根植于上述以欧洲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在相关的著作与论文中，时尚被理解为现代化的记录，纯粹由工业资本的力量催发而生。

时间推移到20世纪后期，昆汀·贝尔与费尔南·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延续了桑巴特将时尚等同于欧洲的基本观念。按照他们的思路，如果一个社会未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其服饰文化仅仅是现代时尚体系的陪衬。在这些学者的眼中，中国的服饰属于“古装”范畴，甚至像定格在某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装”，不会受到时移世易的影响。在昆汀·贝尔看来，中国服饰的变化是“西方人不会注意到的”；布罗代尔则认为，中国仿佛是不受时间影响的永恒之地，是“世界的其他地区”，这里的服饰“在几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变化”。如此语境之下，中国服饰千百年不变的“神话”，成为西方学者们广泛批判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传统束缚了中国，导致它停滞不前。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无史实依据的错误推理和阐述？实际上，这与工业革命后欧洲人的自我认知有关，也与中国人的穿着有关。这类“中国服饰静止说”作为欧洲学界的特殊现象，也为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著名作家张爱玲曾于1943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清朝300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

▲《簪花仕女图》（局部）

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推翻了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在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欧洲、明朝时期的中国和德川时代的日本都存在过对新事物的渴望，对物质商品不断增加的投资以及消费分配的日益扩大。这些论证致力于去除以欧洲为消费社会起源的理念，并将消费革命作为全球性的现象来研究，它是早期现代社会的标志。

通过建立共同认可的消费模式作为早期现代性的基础，历史学家们，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开始聚焦质疑将现代性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狭隘观点。如何修正此类狭隘视野下的叙述已经成为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专题。这些研究，当然具有重要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往往容易陷入寻找现代性“萌芽”和先兆的“陷阱”，即用同一时期或更早一些的欧洲经验来定义“近代化”或“现代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学者们对于中国现代性探究所确立的标准，就是以欧洲模式来评判中国经验。这个倾向也适用于当前中国的时尚研究。

笔者对于唐代时尚史的研究也受益于上述学者的积极探索，但是本书已经与“时尚是现代性的表达”理论分途，取而代之，笔者把焦点集中在衣着和装饰从根本上来说，作为制造者、穿戴者、观众和记录者的一种意义制造的体验上。

如此思路下的学术探究是将时尚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发展过程，通过探索物质世界的辉煌所带来的创造性和可能性，以华丽的视觉和文学表现方式进行记录，从而鼓励自我意识的形成。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唐代的时尚与变化无关。相反，衣着和装饰作为自我和身体的外在象征，需要与社会结构、物质世界以及政治变化相一致。纺织品、服装和配饰的意义是相互关联并从文化上建构而成的，因此某种服装风格的意义与价值的失去和获得，取决于它是否与更广泛的时尚体系存在关联。随着诠释方法的不断转换，时尚的变化不仅与实际的布料、织物的剪裁有关，也与人们的感知相关。例如，服饰上的图案描绘就为变化的出现提供了一种视觉和物质形式的途径。通过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变化被逐渐具体化为一种可以被识别、审视和实施的审美行为。

上述行为像是一种“谈判”，人们用自己着装后的形象与服装材质来获得社会归属感，同时，作为创造自我的过程，它与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地点紧密关联。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把时尚视为动态发展的、互动影响的而非确定性的，把它理解为一种具有历史偶然性而非普遍性的制度，那么时尚既可以与现代性共存，也可以与现代性无关，当然后面这种情况会有不同的理解角度。所以，本书中的案例研究更深远的意义是树立属于中国唐代的时尚模式，脱离以往的现代性视野和西方语境，将出土的物质证据与流传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学文本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