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望道》可以说是重大主题创作与历史人物传记片的结合，主题与类型之间的内在关系逻辑聚焦在“人物”与“叙事”上。

电影呈现了陈望道的三重社会身份：其一是大学教师，是育人者与学者；其二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是新文化运动骨干与工人运动组织者参与者；其三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与缩影，其名字“望道”具有的普遍意义正从此显露出来——寻找国家民族复兴富强的道理与道路。陈望道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其传记资料来说，有其为人熟知的一面，比如“粽子蘸墨汁，真理的味道”，也有人们相对陌生的一面，比如他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有其戏剧性的一面，比如创立复旦新闻馆，也有相对平淡的日常生活。《望道》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不虚不拘”塑造人物的方法，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找到能触发个体知觉感受的人物血肉，或者说，在社会身份之外，人物身上那些作为个体的爱人、儿子、师长、同志的动人和矛盾之处，包括原本亲近之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分道扬镳。浙师风潮、翻译《共产党宣言》、与陈独秀戴季陶等人在《新青年》的共事、抗战随复旦大学撤到大后方重庆、创办新闻馆这些史实不虚，而那些能唤起“情动”的段落和细节，比如陈望道与工人运动领导者杨阿龙一家三口的情缘、陈望道的爱情故事、盘尼西林事件等，又在虚构中形成了动人的艺术真实。

如同1932年陈望道完成出版的学术著作《修辞学发凡》呈现出中国化的语言学修辞学的价值一般，《望道》这部电影里也有侯咏导演由“电影语法”向“电影修辞”衍射的轨迹。

与一般人物传记电影采取时间线索的策略有所不同，《望道》的时间性不是均匀渐进的，也不是围绕单一事件展开的，呈现出的不是“连台本戏”的结构，而是不同时间段上聚焦一个事件的“折子戏”结构——时间线索如同一条串珠，将人物的立体之处串联起来。这样的“修辞”结构就需要尤其注意节奏：我们注意到，原本人们印象中有关陈望道最重要的事件——“不辱使命翻译《共产党宣言》”并非电影的最高潮，它在电影的一半以前就写实地“折”出来讲完了，而在这之后还有戏剧张力更大的事件，比如“疾病生死”“分道扬镳”等，但电影最后又用写意的笔触勾回到了家乡老宅里的场景，为整个电影的“若干折”攒了一个扎实又点题的底。这虽然可能受到了诸如传记资料的客观限制，但也体现了主创们主观上求新求变的自觉性。“折子戏”里聚焦核心事件，讲细讲透，使其能独立存在，而折与折之间的连接和过渡不拖沓，有辨识。这样的结构是“有意味的形式”，具有修辞的意义，将“望道”之“道”的追寻体现出主观上坚定但客观上又受到繁复多变的社会环境制约影响的特征。这样的结构还是“有效果的策略”，除了更有侧重地呈现传主外，还具有更直接地表达社会语境变化和人物群像的作用。

为了不让“折子戏”之间的连接过于板块状，《望道》一是在镜语系统上突出空间和光影的唯美感，有一定的抒情化和散文化倾向，比如侯咏导演擅长表现的女性人物与雨水之间的关系；另一点是，电影也将传记资料里有价值但和主线故事又不直接相关的“闲笔”吸纳进来，辅助性地在局部产生“青春”“喜剧”“悬疑”“动作”等效果，增加阅读快感。陈独秀的晚年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在中国电影中很少触及的内容在有关陈望道的故事里被展现了出来。“虚构”的“盘尼西林”到底是谁送的，不是戴季陶念旧情，而是周公馆暗中对进步知识分子的保护。连名字都对仗工整的陈望道与蔡慕晖、工人领袖杨阿龙与青年女学生林茵，他们的爱情副线有着“觉醒年代”般的青春意味，杨阿龙杨逢林的父子传承是戏剧性思想性统一的产物，还兼具传奇感。同时，浙江第一师范，红色学府上海大学，特别是复旦大学三所学校与主人公命运的结合也在这一折一折的结构中连成了“大学教育史”的线索。诸如此类的元素，很好地让人物和事件形成折子戏般的聚合桥段时，也更多了一分松弛与开阔。

电影《望道》的叙事策略的创新，一定程度上也显露出“主题创作”艺术化和多样化的新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望道”二字也很有仪式感和修辞性。

作者： 程波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

编辑：徐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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