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文学评论家，也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谈话，那“坦率地说”和“恕我直言”，都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这种修辞方式无非是要强调交流态度的诚恳。但多数情况下，这一强调大都是要接续下一个话题——“另起一行”的过渡语。尤其是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但是，评论家潘凯雄的文学评论集恰恰取名《坦率》和《直言》。在我看来，这个命名要表达的是凯雄对理想的文学批评的一种追求和实践，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改变那种僵硬的也是大一统的文学评论方式。因此，凯雄的这一命名就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修辞行为，那里也隐含了他的某种拒绝和坚持。

八十年代凯雄曾经有过文学评论的“高光时刻”。1983年他复旦毕业之后分配到了《文艺报》。那时的《文艺报》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高地之一，无论是文学理论、文学思潮还是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文学界的目光几乎齐聚在《文艺报》。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和“恰同学少年”的勃发英姿，凯雄的文学评论文章几乎是“喷发”般地遍地开花。那时他便奠定了自己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地位。后来他做出版，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和中国出版集团的副总裁。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他重出江湖，继续操练他文学评论专业。于是便有了《坦率》和《直言》的问世。这是他在《文汇报》开设的“第三只眼看文学”专栏的结集，他前后写了整整一百篇文章。

凯雄在“开篇”的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当下文坛种种针锋相对难以兼容的立场和观点，他希望自己能够——

“多谈点问题、少说点主义”？有没有可能不那么针尖对麦芒，不那么急于贴标签？雅、纯、精英、个性之类就真那么“高大上”？市场、俗、类型就真的那么不堪？在雅、纯、精英、个性与市场、俗、类型之间难道就没有一些交集的地方？再极端点说：某些所谓“专家”眼中对所谓“雅、纯、精英、个性与市场、俗、类型”的理解与判断就一定准确与到位？这些其实都是大可怀疑的。有没有可能先抛开这些简单先验的判断，就作品说作品、就现象说现象？于是就想到了“第三只眼”，就有了“第三只眼看文学”这个系列。

凯雄描述的文坛种种状况并非空穴来风，他的隐忧也并非是杞人忧天。而他对自己文学评论“算法”新的设定，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他对当下文学状况的熟悉，表达了他要另辟蹊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凯雄实现了自己的期许。

在《坦率》里，既有他对王安忆《匿名》、贾平凹《极花》《山本》、张炜的《独药师》、阿来的《河上柏影》《云中记》、韩少功的《枪手》《修改过程》、范稳的《重庆之眼》、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格非的《月落荒寺》等名家作品的评论，也有对张悦然的《茧》、张怡微的《细民盛宴》、李娟的《记一忘二三》等青年作家的评论。他对文学现场评价解读，不是“摘果子”式地只选择“大块头”的作家，他有意地积极参与当下文学经典化和普及化的过程，那些尚在经典化过程中的作家作品，一旦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同样肯花时间和精力予以举荐。所谓“坦率”，也隐含了并不“厚此薄彼”的一视同仁。

《直言》的文章是更为切近的作家作品论。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全本》《艺术家们》、麦家的《人生海海》、迟子建的《烟火漫卷》、莫言《晚熟的人》、阎晶明的《箭正离弦》、王尧的《民谣》、余华的《文城》、须一瓜的《致新年快乐》、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看你》等，均是当下文学的名篇。

在浩如烟海的文学评论中，凯雄的评论文字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重视，不止来自他“资深”的身份，更来自他的见解以及文体和文风。他的自我期许是“让阅读自由地飞翔”，“直言”就是这“自由的飞翔”的文字形式。我们知道做当代文学评论对评论家最大的挑战，就是在第一时间表达切实的体会和看法。一切都与“第一时间”有关，我们与作家生活在同一时代，因此有“一代有一代人的文学”的先天优势，后来者难以体会时代环境和作家的关系等诸多因素，那份切实的体悟时不我待；同理，因为没有时间距离，我们的局限与优势如影随形，评论家的素养、眼光和判断，也与风险相伴相随，在文学“现场”的评论家必须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我们的宿命。但我相信的是，凯雄的文体、文风独具一格。他的“坦率”和“直言”，构成了当下文学批评的一个景观，他不是长篇大论的“论文”，他没有诸如“科研成果”“评估”“学科建设”的诸种负担，因此他可以“率性而为”，向着理想的文学评论一往直前。

看他的文章——“书评体”，短小精悍言之有物，那种阅读后的新鲜感弥漫在字里行间。他看《人生海海》“五味杂陈”，看张炜的《文学：八个关键词》，提炼出了张炜“人生”和“阅读”两个关键词，看东西的《回响》，体悟了“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看黄德海的《金克木编年录》，看到了“一个哭着来笑着走的传奇老头”，他看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看你》，看出了“这是一部超越世俗的罗曼蒂克之作”。凡此种种，凯雄没有新概念，没有高深的理论，但他平白如话的语言，透彻地洞穿了小说呈现或隐藏的秘密。他在最后一篇文章《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说：“我理解的文学书评的有效性就是要用大众看得懂、易接受的文字将评论对象的内容、特色、价值及意义明白晓畅地描述清楚并传播开去，而写好这类书评的基本前提无非就是认真读原著，评论紧贴原著，努力寻求原著与读者契合点这样三条”。他就是那个说大白话的大和尚。

《坦率》和《直言》，前后写了百部作品，计有长篇小说56部、研究著述14部、散文集11部、长篇非虚构9部、中短篇小说5部、文化现象4种、新诗集2部。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当下中国文学的“潘凯雄大数据”。对一件事兴致盎然乐此不疲，往小了说是个人兴趣，往大了说是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无论大或小，凯雄“重出江湖”的评论实践，都代表了文学评论的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寻求或探索文学评论新面貌的努力。当然，任何一种探索和努力，哪怕是为理想的文学评论投石问路，也隐含了它的限度，对作家而言，所有的鼓励都卓有成效，无论成就多大，年龄多大，鼓励带来的都是“欢欣鼓舞”；而那些没有言说或尽力克制的批评，那些对某些作品判断的犹豫不决，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也同样重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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