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曾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一方面说明了敦煌学在国际学术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道出了国人心中持续了百余年的遗憾和痛——敦煌文献散藏世界各地，成为研习敦煌学难以跨越的障碍。沪上各学术出版社主动与海内外机构对接，收集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精华，将它们刊布于世，大大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

眼下，这些填补相关学术文化空白的敦煌学最新出版成果齐聚上海书展，亮相以“泱泱大国，皇皇巨观”为主题的“中华经典文献世纪精品展”，无声述说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和上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领域的深厚积淀、责任担当。

以出版形式，网罗海内外珍稀敦煌遗书

敦煌地处古代丝绸之路咽喉处，是东西交流的重要节点，以敦煌遗书和石窟艺术闻名天下。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时，正值积贫积弱的清末，里面的文献文物惨遭流失或遗失，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等相继取走了大部分……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国学大师陈寅恪曾发出悲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以出版的形式将海内外珍稀敦煌遗书重新汇聚，成为上海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例，早在30多年前就着手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目前已出版140多册，累计发表图版数十万幅，包括《俄藏敦煌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全34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全35册）、《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全31册）、《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已出版17册，总26册）等。敦煌学权威专家、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说：“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贡献应当写上浓重的一笔。”随着越来越多敦煌文献的公布，在一代代学人的奋力直追下，我国已逐步掌握敦煌学的国际话语权。

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聚首”成为今年上海书展的一大风景。这些分量十足的出版物出现在了“中华经典文献世纪精品展”的专架上，并置陈列的还有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敦煌俗字典》（第二版）、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敦煌艺术大辞典》、上海音乐出版社的《敦煌乐舞大典》等。

记者了解到，总计约百余册的彩图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分批推出。这一大部头将收录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在中国西域考察时所收集的全部敦煌文献，以伯希和编号为顺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定题，是法藏敦煌文献首次高清全彩影印完整出版。而《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目前正处在紧张的编辑出版过程中，预计2024年8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该辞典由著名敦煌学者郝春文、荣新江、方广锠、赵声良、郑炳林、张涌泉等编著，是对1998年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的全面增补和修订，不仅词条从原有的6000多条增补为12000条，750幅图片增补为1500幅，同时对原有词条进行全面修订完善，吸收和体现当代敦煌学的最新成果。

万枚简牍公之于众，解密千年丝路

除了敦煌遗书，简牍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宝库。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在敦煌发掘了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我国汉晋时期邮驿机构——悬泉置遗址。这个曾在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遗址，曾被评为1991年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该遗址出土各类文物七万余件，其中出土汉简3.5万余枚，有字简2.3万枚，经过整理编号者1.8万枚。

悬泉汉简中最早的纪年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的纪年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前后跨越218年。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以及边地风情、日常生活等，尤以邮驿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见长。这一大宗西北汉简，或可补史籍之缺载，或可正史载之讹误，是我国两汉丝绸之路繁荣的见证，是研究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历史渊源的第一手资料。

2019年起，中西书局将这些原本深藏库房的汉代简牍以出版的形式公之于众。《悬泉汉简》分八辑出版，目前已完成三辑。记者在书展现场看到，最新亮相的第三辑收录原简约2200枚（含三件帛书和两件纸文书），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同时呈现，释文紧随其后。末附简牍形制尺寸表，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更为丰富的信息。

业内人士指出，中华文明流传赓续，古文献功不可没。它们见证文脉之昌，记录过往沧桑。上海能成为敦煌学和简帛文献出版高地，彰显了沪上出版机构的文化使命感和雄厚的实力，它的背后是一代代出版人和学者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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