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费孝通先生先后出版了《乡土中国》和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两本中英文著作。有意思的是，这两本书在后来中译英和英译中的过程中，分别被翻译成了From the Soil：the Foundation of China Society和《云南三村》。不难想见，在费先生的视域中，土（soil）和地（earth）是维系当时中国人生计方式、社会制度与风俗人情之根本。斯土斯人斯城，在今天，土地依然是现代中国社会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

《人地之间》：城市化之人地错配

香港中文大学陶然教授的新书《人地之间》，就试图以土地问题为切口，回答改革开放后中国何以能奇迹般增长这一问题。陶然认为，地方政府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机缘和内外环境中撬动土地要素进入市场，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头并进、出口和房地产的双重拉动，才是解释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关键。

《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

陶 然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陶然看来，尤其是对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类型化的结构（structure），而是不断构型（structuring）的过程，由此才能带领读者深入思考我们时代成就之艰辛与转型之迫切。

简言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2002年的税制之后，地方上逐渐让渡了增值税的大头和部分所得税，原本大力兴办乡镇企业的地方政府不得不从经营企业向经营城市转型。在20世纪最后几年经历短暂的迷茫之后，地方政府终于找到了以控制土地这种生产要素为核心的经营城市策略。这条特殊道路就是，一方面征收和整备土地，大力兴建各种工业园和开发区，压低工业用地价格以求招商引资，发展出口导向的第二产业；而另一方面又通过土地挂牌和资源交易，向市场供给商住用地，推动第三产业整体地租的上涨。这种土地供应上的双轨制就是过去20年我们熟悉的故事——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以第二产业拉动第三产业。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关键要素，通过土地金融放大杠杆，实现了经济和城市的飞速发展。

然而，这套独特的发展模式既不是客观上稳定不变的结构，也不是主观上地方政府自我决定的有意为之，而出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机缘。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天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趋势和中央层面推行的出口退税与本币贬值，地利是地方层面通过土地供应双轨制构建起的土地财政闭环，而人和则是在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下劳动民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现今，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有的发展模式需要重新构型，发展与安全两者不可偏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旧有的人地关系更需要被重新塑造。陶然希望未来我们不仅是实现地的城市化，也要更多推动人的城市化；不仅需要工业推动的城市化，也需要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可以说，《人地之间》一书正是陶然以学者的拳拳之心，在农区土地确权流转、土地指标跨区配置与交易、城市更新等诸多现实议题上的深入剖析与建言献策，而近20年奔走调研所产生的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真挚热忱，也不知不觉倾灌在了绵密的文字之中。

《置身事内》：生活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小欢同样秉持着对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热爱信念，怀揣着对中国会更好的相信，写出了《置身事内》一书。在书末结束语中，兰小欢坦陈：“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因此，《置身事内》的读者不只在庙堂与学苑，更在你我身边。正是千千万万普通亲历者躬身其中，置身事内，对追求更好生活怀带着艰苦执着与朴素乐观，才汇聚成了今天这宏伟时代。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兰小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置身事内》脱胎于通识课讲义，对普通读者较为友好，全书以时代之痛、民心所系的高房价为切入点，着重描述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现实情况和背后成因。不过与《人地之间》集中关注土地制度和土地要素不同，《置身事内》则将更多篇幅花在讲述生活和时代具体实例，以及描述与分析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这类行动者的角色行为上。

兰小欢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很早就已经嵌入到中国的发展与治理模式之中。属地管理和地方性试点，我们耳熟能详。改革开放早期，各地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兴盛，就是受益于三线建设带来的地方资源和技术禀赋均等化。而21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更是受益于地方政府公司化带来的相互竞争，虽然此种发展模式也造成了城市化中的重土轻人、工业化招商引资中的重规模扩张和经济结构上的重投资生产轻消费三大特征，但有为政府完全有可能调整自身角色，更好地与有效市场结合起来。

因此，他期许在未来，地方政府能在加大民生支出上相互竞争，从生产型政府竞相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注重物的投资转变为注重人的投资，从侧重基建投资和保证生产端供给的有为政府，转变为注重投资人力资源和改善民生的政府。在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支出上的有为需要税收收入上的同等有为，这也预示着配套的税制改革。从依赖增值税等间接税，转变为汲取房产税等直接税，适度在税制和税收收入上向地方政府倾斜，凡此可能都会是引导地方政府脱离土地依赖的较优选择。

《向心城市》：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过去，地方城市间在招商引资、人才落户上的竞争可能是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大动力，但在未来，城市群之间形成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分工互补模式，进一步集约化、向心化，发展大型都市圈和城市体系，则可能更加有益于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这正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在他的新书《向心城市》中的观点。

《向心城市：迈向未来的活力、宜居与和谐》

陆 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书中，陆铭多用设问与回答的教学探究法，配以大数据量化和可视化的硬核实证分析，不停地“敲黑板”向读者强力输出这样一个奥秘与重点：城市（city）就是集聚（dense-）之城（-ity），城市本质在于密度（density）。高密度地集约起人口、人均资本与技术等要素，构成核心城市和核心区域的不可替代性。只要大型港口城市在工业化时代积累下来的河海交通地理优势仍旧存在，只要面对面的服务业在后工业化时代占比不断提高和越发多样化的势头依然延续，那么这种“看不见的手”自然就会形塑与强化城市向心的长久趋势——人从农村集聚到城市，从小城市集聚到大城市，从城市外围集聚到中心城区。

因此，在陆铭看来，解决各种“城市病”不宜逆着向心趋势，人为设立制度壁垒，疏散核心城区人口，把人才、土地指标与公共服务等有限资源投入到无法产生规模化效应的边缘地区与乡村地区。相反，整体规划应该顺势而为，加密核心城市和核心区域的人口与资源投入，同时破除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藩篱，尤其是破除户籍与公共服务、社会福利挂钩的制度成本，实现现代城市的规模化效益，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此等建议乍看起来似乎违背了我们的一般判断，但陆铭确实是在延续自己经济学研究的治学思路，平衡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他看来，城乡关系不应是一个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平均关系，而会是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均衡关系——即增强城市高密度集约化的同时，增强乡村低密度规模化。唯此才能两相均衡，增多富裕市民，减少贫困农民，缩小两端收入差距。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再到城市中国，我们在短短数十年间经历了人、地、城三者关系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虽然元宇宙、MR头盔等新潮科技似乎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凭空而立的科幻图景，但土地依然是我们当前触手可及乃至未来萦绕不去的现实问题。无论是陶然从土地要素切入的严谨建言，还是兰小欢置身改革事内的娓娓道来，亦或是陆铭关于大国大城与城市向心的高声疾呼，都是孜孜以求解决此等议题的社科学人的一片赤诚。他们始终探求如何在社会与个人、市场和政府等多主体的参与下，于中国这片广阔大地上实现土地资源配置在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建设活力、宜居与和谐的以人为本的城市生活与就业空间。行文至此，或可用费孝通老先生80高寿时的赤子之言为记：“行行重行行，志在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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