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上世纪60年代，两个年轻运输工人在热恋期间的通信。

 

 

 

 

 

■本报记者 张鹏

 

复旦大学本科生一年级书院研讨课中，有一门名叫《书信里的中国人》的课程特别受欢迎。这门课没有固定教材，也不是传统的讲课方式，每次上课，教授张乐天会抱来一些50多年前的书信，让大家围坐成一圈读信。

 

“以前热恋中的男女没有房子也不能结婚吗？”“特殊时期他们也会热烈相爱、写情诗吗？”90后们想像的60后，与书信中的真实有不少差距。

 

收集、研究这些生活资料，以此为材料给学生上课，不仅可以让年轻人更好地了解真实的中国。更重要的是，当下中国社会秩序和政策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些书信中的时代和时代背景下中国百姓的生活实践。

 

中国社会秩序的谜藏于百姓生活之中

 

作为社会学学者，与共和国同岁的张乐天近30年来一直坚持做一个“搜藏者”：10万份、约150万页的档案；15万封书信，还有少许的日记、会议记录、账本、票据等——只要与人们生活有关的文字资料，他都收，尤其是手写的。“有些是各地调研征集来的，有些是人家主动捐赠的，也有买来的”。

 

热衷于收集普通人的生活资料，张乐天对此的解释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通人真实生活的纪录和研究一直缺席，这恰好是当今很多问题和矛盾的原因之一。”

 

中国曾经历两个特别的历史时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大多数人的温饱都难以解决，全国饿死2、3千万人口，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却没有垮台，甚至得到发展；文革时期，社会各级组织几乎瘫痪，但社会秩序，特别是农村的社会秩序却仍然维系着，农业生产还保持着缓慢的增长。

 

在张乐天看来，这是共和国历史的“奇迹”，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民族和国家可以做到——这就是中国社会生活秩序之谜。谜底就在百姓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因此，反映百姓日常工作生活的会议记录、信件、日记、基层单位档案等资料，对于研究中国的社会秩序就有特别的意义。

 

一边读信、一边感慨。张乐天从过去的书信中，体察中国秩序，品味中国精神与中国人的好传统。

 

1949年前后，一批资本家到香港后，给上海的工商老板们写信，鼓励留在上海的亲戚们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张乐天从他们的字里行间思考着共产党成功的秘密。

 

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人被评为五类分子，打成“走资派”，成为“阶级敌人”，但他们信中却较少怨言，反而不断反思自己，说要“学习革命路线，改造世界观，重新做人”；还表示出对当时政策的绝对拥护。一个地主在信中说：“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联合国大会议决定，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将蒋帮在联合国非法占据的职权驱逐出去，这一胜利令人欢欣鼓舞……这是毛主席指示、革命路线的胜利，全世界人民正义斗争的胜利。”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数，中国人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认同感震撼了我。”张乐天说。

 

中国百姓的智慧藏在普通人的书信中

 

人们常说，中国人是非常“智慧”的。而这些智慧也体现在书信中：在不同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中，百姓都能适时地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调节自己的生活状态，这种“柔性”就是生活的智慧。

 

文革初期，上海一个资本家因家庭成分问题被“扫地出门”，遣送到浙江上虞。到达后，他给上海的女儿写信：“我们24日晚上车后，在洗手室用包袱垫坐，尚为舒适，路上吃了二只苹果和饼干等。12点钟睡起到8点钟醒来，早上吃面包，经过甚好。”其语所之淡定，令人震惊！

 

在较为艰难时，百姓基于血缘、地缘所表现出的利他主义，甘于奉献关心别人的精神，让张乐天为之动容。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一个地主的儿子给他清华大学毕业的哥哥写信说：“大哥，当你坐上座席，我们的心情由沉重而辛酸。我用尽精力抑制着心脏的剧跳，然而总不能完全代替这无情的现实。汽车叭的一声，马达转动了，我禁不住放声大哭。一眨眼，汽车转过了丁村山湾，影约而不见了。我和大哥眼前还有什么呢？无非是辛酸、冷酷的境界。我拖着这千斤的重脚，惦记着你——骨肉的胞兄，泪流而归。回到家中，家中静极了，你的声音徐徐远离了。……每当我穿上你的一衣一衫，一帽一鞋，吃上钢精锅里的熟菜热饭，睡眠在暖和的新床中，用上你添置的农具参加劳动……我重振斗志，化悲为力，牢记你的教导，不遗余力地分担家中的重担，关心好父母弟妹的一切……”

 

张乐天说：“中华文明的精神在亿万百姓的生活中持久、顽强、有效地传承着，在巨大历史变迁前面，百姓也会抱团，通过互助维系生活。且在传递过程中，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不断创新。”

 

唯有追溯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在

 

张乐天到义乌考察时，小商品市场的店主告诉他：全世界如果有6亿5千万种商品，在义乌你可以找到6亿种。日本今天如果推出一个新的杯子产品，一周之后，我们可以推出类似的一整套杯子。

 

“这就是中国。”张乐天说：“我们总是强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除了改革开放，还有那些打开国门之时，我们国家所独有的东西——完全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东西。”

 

比如当时的土地所有制，在这种制度下，中国才能如此之快地建设公路、铁路与经济开发区，城市、乡镇快速涌现；例如我国独特的党政权力系统，能够确保中央政令和战略决策快速有效执行。相比于印度等国家，我国对于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无所不包的吸纳能力，成为改造能力最强的民族等……

 

在张乐天看来，毛泽东时代建构的制度与文化成为了改革开放的特别起点。因此，毛泽东时代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特殊的意义。

 

资料中心所搜集的档案与书信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秩序的延续性。

 

“吵吵闹闹是夫妻，夫妻之间，应该对同志表达真实的感受，要注重诚信。”在不少夫妻间的信件中，诚信常常被提及。1960年代初，一名年轻的丈夫给妻子写信说：“这次我尽量详细地系统地写它，在我思想上，我一定用诚恳的态度，赎罪的决心，以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来对你——我的心爱妻子，共青团员，把这一些问题严肃地谈一谈。我的态度和出发点就是这样，我们都是无神论者，赌咒发誓是没有意义的！”他以诚信的态度，竟然给妻子写了一封20多页的长信。此外，信中也随处可见对国家的认同、敬业精神、互助与友善等等。

 

了解当年那时候社会生活的秩序，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理解也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例如在夫妻、家人之间的书信中，常常从生活点滴中反映当时政策执行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张乐天举例说，解放初期，婚姻法正式颁布，妇女可以参加劳动，有了收入和社会地位。但当时，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与“妇女解放”仍有矛盾，男人和女人在家庭与外部关系的理解上也存在不同。“这种解放把妇女搞得很苦，不仅要带小孩、做家务，还要像男人一样工作。但在那个时代，离婚是一件难事、大事。这也是许多夫妻的来往书信中可以看到吵吵闹闹，但离婚率却很低。”在《书信里的中国人》课上，一名大一学生把这种婚姻概括为“人性意识充盈的女性新婚姻”，只是这种新婚姻带着淡淡的悲剧风格。

 

不过，书信中反映50年前的生活，有时也出乎张乐天的意外。1960年5月26日，北京的两个运输工人恋爱了，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且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革命的年代，“爱”甚至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生活遭到批判，但普通底层人民的生活中却从来不缺少这样的色彩。

 

恋爱第一天，男青年写下了这样的话：

 

“只要你不变，我也永远不变！......”。“我将永远忠实于自己的爱与诺言......”

 

“丽啊：但愿！

 

但愿有那么一天，

 

早早的完了我们的心愿。

 

让我们把过去人生给我们留下的痛苦，孤单......

 

全叫它烟消云散！

 

在未来生命的远程上，

 

让我们同甘共难，

 

让我们紧紧相依，

 

直到那，永远，永远！！”

 

“在所谓的总体性时代，集体和个体都得以生活的空间，以创造自己的个体特殊生活的可能性。”张乐天说，“我们总认为中国人都是一样的，生活都是艰难的，但书信中呈现的生活却是别样的、多彩的生活方式。”

 

90后惊讶50年前：没房子也不能结婚

 

2011年，张乐天在搜集了近30年百姓生活资料后，在复旦大学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60多岁了，希望自己可以找点有趣的事情来做做。”张乐天口中“有趣的事情”，就是从百姓生活中发现社会秩序的谜，了解更多真实的中国。

 

从去年起，张乐天在复旦本科生中开书院研讨课《书信里的中国人》，他从资料室里精心选取三对夫妻和三位女青年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之间的数百封信件。其中就包含1960年初的大饥荒时期，那对北京从事运输工作的年轻人热恋时期的通信，共80余封。

 

两名运输工人从恋爱到结婚，历经了3年时间。书信里，两人一直在说想早点建立美好的家庭，可为何却要经历三年？

 

张乐天笑着解释到：过去，两个人从恋爱到结婚，一般也需要2年时间，且要经历订婚环节。但那时候结婚并不比现在来得简单，最难的环节也是要有房子。偏偏那时候，有房子非常困难，也有许多年轻人因此错过一段好姻缘。“50年前结婚也要过房子这一关啊，我还以为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会遇到天价房价的问题呢。”90后们读着50多年前的书信，对那时的中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张乐天一直感慨，大学生们一整天坐在教室里读书，对当今中国其实了解很少，理解更少。如果不知道他们的祖父辈、父辈所生活的时代，自然对现在的中国社会秩序的理解存在偏差。“越来越多学生出国留学，知识体系中不少东西来自西方世界，对西方社会组织框架也更为认同。因此，我希望在正规的大学中建立一个平台，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中国。”

 

《书信里的中国人》声名远扬到了波士顿，一名美国女生写信给张乐天，觉得从书信中读中国社会非常有趣，主动请缨到张乐天的课堂上做志愿者。于是2014年暑假，作为张乐天的助手，这位美国姑娘在复旦的校园里了解到了过去的中国社会。回到波士顿后，她还发动周围的中国人来阅读书信，结果波士顿地区竟然有30多人报名。为了满足美国学生的需求，课程利用视频，为这些波士顿地区的中国学生讲解书信里的中国人。

 

不仅为了年轻人，资料中心的成立也有张乐天的“不甘心”：中国的故事，美国人讲得最好；中国的学问，欧洲人做得最好。为了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学问，首先需要资料基础，建立独特的资料库，张乐天和他的团队迈出了第一步。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整整70多平米的房间里摆满了资料，其中大部分都是当年人们“手写的文字”！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已经引起了国外学术机构的高度关注，目前，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与复旦大学成立了社会生活联合研究中心，法国高等社会研究院等都向张乐天递出橄榄枝，世界著名的学术出版社BRILL出版社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30卷《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的框架协议。

 

“我一直觉得，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是把研究者放进去，把个人放进去。当你理解别人时，实际上也在通过别人的镜子反观自己，当你对自己了解更多时，理解别人也会更好。我做研究，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自己的生命资源融入进去，在工作中去体验自己。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定是来自你内心的理解，越是挖掘内心的，越是有价值。”张乐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