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书玉

最近读了国内朋友在微信转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文章《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注：该文原题为《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刊登于文汇报2015年1月9日),感慨良多。

我上一次见到陈平原师是在2007年悉尼大学。当时他们去墨尔本开会，回来路上在悉尼逗留几天,我就邀请他们给我当时任教的中国研究系做一个讲座。记得陈老师讲座的题目就是“解读当代中国大学”。我1991年离开北大到北美求学,1997年工作后几乎每一两年都回国开会或做研究，自以为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包括国内大学的各种改革也了解一二。但陈老师所述的市场化、全球化对大学的影响仍然让我感到触目惊心，而国内教育人士对大学发展的拳拳之心也令人动容。于是，我开始留意国内关于大学教育改革和国际化的讨论，基于这些年我在北美和澳洲大学教书的经历和观察，我认为，中国大学的发展绝不是中国 “自己的事”,而中国教育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对全球的高等教育都将带来巨大的影响。

和大陆学生比，香港学生的英语应该过得去，但在课堂讨论和书面表达上的表现一样平庸，这是为什么？

我所在的西门菲沙大学 (Simon Fraser University,以下简称SFU)算不上有名的大学，不过它在加拿大大学排名榜上经常名列综合类（强调本科教育）第一。这是因为，加拿大其他更有名的学校，比如多伦多，麦吉尔或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都单独列在研究类；而SFU有很多学科如新闻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犯罪学以及商学院在国内外还颇享盛名，加上位于温哥华这样亚太地区的走廊并为亚洲人青睐的城市，所以新移民和国际学生比重很大。2014年秋季全校本科生25,215人中，国际学生占16.9%，有4,257人，其中，中国学生2,418人，占国际学生的一半还多。国际学生（1,233人）在研究生（4,364人）中的比例更高，达28.3%，其中中国学生（326人）也占四分之一。在这些国际学生中，最多的是读商科，然后是应用科学和传媒。值得一提的是，SFU这种“国际化”的趋势绝非个别现象。数据统计，在2004到2012年间，全加的国际学生人数增长了60%。

国际学生人数的增加固然帮助学校解决了一些收支平衡的问题，但也使加拿大的高校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就是如何维持课程标准和提高对学生的教育质量。随着大量母语非英语的国际学生涌入,很多学生看其TOEFL或GRE成绩还算不错，但真到上课听讲、讨论就跟不上了，演讲和写作更显示不出这些学生的才能和潜力。近些年，探讨如何帮助国际学生和新移民克服语言障碍，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国际教育资源发掘自己的潜力,已经成为美国和加拿大大学诸多教育者担忧的话题了。

就我个人的观察，语言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其实很多国际学生尤其中国的学生，因为长年的应试教育，缺乏基本的综合分析能力、逻辑思维和批判式思维。加上国内的大学教育强调分科，这就相对限制了学生的视野，对专业知识或技能之外的领域所知甚少,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都有待提高。比如我教授人文学和亚加研究课程，学生准备学期论文，英文说不清，我让他们跟我私下用中文讨论，可是发现同样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而香港学生，英语应该过得去，一样在课堂讨论和书面表达上表现平庸。我个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是：国内中学、大学这些年倡导的人文教育或者说通识教育还有一些欠缺或名不副实的地方。

即使在没有“文理学院”模式的加拿大的一所普通高校，学生要想本科毕业，必须完成总计12门即36个学分的WQB课程。

谈及美国高等教育的精华，国内一般只知道赫赫有名的藤校 (Ivy League)，直到最近这两年，美国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才开始受到一些关注。其实，美国高等教育的传统或特色，就是这些小规模的以本科教育和通识教育为主体的“文理学院”。全美有五百多所这样的学院，最著名的包括Amherst、Bowdoin、Middlebury、Swarthmore、Wesleyan、和Williams.。这些文理学院多是十九世纪美国受欧洲文化传统和教育理念影响建立的,仿效西方古典时期自由公民所要接受的基本教育，其特点就是给学生提供基本的智能训练,打下广阔的知识基础。学生除了选择特定专业的同时，还要选读大量的自然科学和传统的人文学科，包括文史哲经典课程,以培养广阔的视野和健全的人格。最后，学生拿到的也是文学士学位（BA）。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曾喧嚣一时的文理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其实是个伪命题。事实上，多数学生毕业后都进入了法学院、商学院、建筑学院等这样的职业学院或各种各样的研究院，文理学院只是他们在职业道路和人生旅程上的第一步。一个人在选择职业之前，要有广阔的视野、扎实的基础和道德境界的培养。这样才能有可持续的发展，这正是文理学院最基本的教育理念。

而在其他没有“文理学院”模式的国家里，大学对人文和通识教育一样重视强调。比如SFU的WQB课程要求：无论什么专业的学生，要想拿到本科毕业证书，必须选修36个学分的WQB课程,即两门写作要求高的课程(Writing)，两门数学逻辑分析课程(Quantitative Reasoning)以及八门扩大知识面（Breadth）的课程，后者包括人文科学两门、社会科学两门、自然科学两门、以及其他自选两门，且这些课程分数都不得低于C-。WQB课程要求背后的理念就是，一个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必须有阅读写作能力或者一般意义上的沟通能力、有逻辑推理、数据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本专业以外的不同学科的规范、方法和观念的一定了解。

大学教育最怕急功近利，建立和加强名副其实的人文教育才是中国大学“国际化”的根本所在。

这种强调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也许不能短平快地出成绩，但对社会和个人的长期发展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拿我认识的两位国外精英为例: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胡元豹先生 (Yuen Pau Woo)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李本教授 (Benjamin Liebman)都是年轻有为，很早就成为各自专业领域的翘楚，一个在亚洲经济，另一个在中国法律。其影响不仅局限在他们的学术和专业领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各自领域有担当有建设的领袖人物，其声音和远见都极大影响并促成了美加学界政府和社会与中国以及亚洲的关系。

从与他们接触中我观察到,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个人的人文基础异常扎实。他们能够从容阅读处理大量的研究资料、信息和数据，并从中提纲契领筛选要点和课题，敏锐地抓住本领域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听他们的演讲，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思维和语言的严谨精确，以及高屋建瓴的辨识能力。而其作为领袖的说服力、感染力甚至工作热情更来自他们坚定的信念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我们需要明白，这两位精英人士身上的这些功夫并不只是他们的专业经济学或法学训练培养出来的，而是来自从中学到大学所接受的良好的人文教育。李教授在读法律之前，本科是在耶鲁大学读的东亚语文系。这使他不仅说得一口地道的汉语，可以直接阅读中文资料,而且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的理解远远领先于世人。来自新加坡的胡先生在去Wheaton College上大学之前的间隔年(gap year),选择到加拿大旅行读书,所就读的Pearson College UWC就是一个在全球有15所学校/学院的跨国教育机构，强调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全面发展，重视社区服务和文艺体育。而我也相信，胡先生今日的成就大概就植根于该校的教育理念:教育为促进世界大同 (“makeeducation a force to unite people,nations and cultures for peace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由此说回大学教育，最怕的是急功近利，“国际化”也如此。“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的人文教育就是这树人之本。诚如陈平原师所言，它不仅包括阅读写作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习得，而且包括通过文史哲经典阅读提升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教育的“国际化”无疑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我们的“国际化”止于英语考级或完成规范动作的表面功夫，中国教育与世界的接轨恐怕还有一段距离。换句话，“国际化”的大学教育所培养的不仅是世界领先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应该是以服务世界改善人类为己任的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和加强名副其实的人文教育才是中国大学“国际化”的根本所在。

（作者系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亚加项目主任、人文学系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