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鹏

14年前，保加利亚籍留学生亚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先后参与了多校开设的首批留学生学位课程。如今，他已经在上海成为一名国际律师、大学教师。亚瑟说：“我最初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来到中国留学。但是10多年来，我在上海经历了自贸区的设立、世博会的举办，这些不仅给上海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也让我在这个城市成了一名国际化的人才。”亚瑟的经历仅仅是他身边十多位留学生同伴的缩影。

留学最初是为了中国的历史，现在是为了未来的中国

亚瑟对于中国的了解，要追溯到14年前。上海高校诸多的第一个学位项目，亚瑟都是第一批尝试的人。

2002年，亚瑟刚从高中毕业，他选择了到上海的同济大学留学，主修中国贸易。“那时，我所在班级是第一个针对留学生开设的班级。”亚瑟告诉记者。四年中国大学的本科学习，让亚瑟坚信了当初选择到中国留学的信念。

2006年，亚瑟顺利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与关系学院攻读“中国政治与外交”硕士研究生学位———这是上海高校开设的第一个针对外国留学生的硕士研究生学位项目。2年硕士结束后，亚瑟觉得在中国还有很多需要学的东西，接下来的3年，他又“转战”上海交通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当时，这也是交大在国际留学生学位教育上的首次探索。

亚瑟告诉记者，14年前，虽然保加利亚承认中国学历，但当时，中国并非国际留学生的首选。直到中国加入WT0后，亚瑟看到了这个大国的发展前景，“那时我模糊地觉得，未来的国际化舞台将会需要‘国际化的人才’。”

那时，大部分选择来中国生活或学习的人，都是因为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来中国也是为了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相比之下，亚瑟来到中国却是因为，他认为未来世界中，这个古老国家能够为他提供许多“振奋人心的机会”。“看中国古老文化，相比北京更为适合;想看中国的未来发展，上海当之无愧。”

在中国生活14年后，亚瑟显然成为了半个“中国通”。他发现，自己身边不少欧盟国家的学生开始逐渐选择到中国来留学、生活和就业。到不同国家学习、生活，是他周围很多人的共同选择。

中国人投资海外遭遇的文化鸿沟，成为亚瑟的机会

“建一个有100个房间的高档酒店，靠近机场，并能在酒店里设置葡萄园和酒庄。”这样一个酒店建设方案在中国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换到海外其他国家，却未必适用。亚瑟工作中就常常遇到不少中国商人带着这样的方案前往保加利亚投资。“保加利亚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建造条件。投资前要对保加利亚市场做调研，或者灵活调整投资方向。”亚瑟说：“过去，不会有中国人有这样的需求，但是随着现在中国投资海外的人越来越多，也为我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亚瑟说，中国和保加利亚一直有着友好关系，但是民间更多的经济往来则是从2007年以后多了起来。2007年前，中国的国家形象在保加利亚人看来，是在世界上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是一个有趣的、并且值得学习的国家。如今，在“一带一路”政策中，保加利亚和中国又有了非常紧密的联系。

但，许多中国的投资人来到保加利亚准备建设项目，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尴尬。中国人很豪爽，每次建设项目都是大手笔投入。保加利亚的玫瑰非常著名，就有企业家说要来这里建设巨大的玫瑰庄园发展旅游业，还要每年制作上千吨的玫瑰精油出口到世界各地。殊不知，保加利亚都是手工的小作坊，种植玫瑰的人家全加起来每年不过生产2000公斤玫瑰精油，与中国企业家们的预想和原本的中国发展方式存在很大差距。”亚瑟笑着说：“每当此时，也许就该是我发挥的时候了。”

也正因此，亚瑟一毕业就在上海找到了工作机会。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现在他常年会接到咨询需求，好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与企业家需要他提供咨询服务。

外国人眼中的国际化人才也随时代变迁改变

在亚瑟看来，所谓“国际化人才”在不同时代里有其特定的内涵。亚瑟在上海的14年中，对这个词汇的解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他解释说，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凡是单纯留学在外或者有海外工作经历的人们，都可以算是“国际化人才”。最近几年，“新常态”和“一带一路”政策提出后，“国际化人才”演变为接受过中国教育的外国人。“所谓‘国际化人才’的定义实际上跟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趋势逐渐发生变化。或者说，这个概念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在不同时期，决定性的因素也各不相同。”亚瑟说。

因为喜欢中国历史，亚瑟翻阅了不少中国的历史书籍，就连毕业论文，亚瑟的选题视角也与丝绸之路、四大发明相关。

经过2年的硕士学习，亚瑟将自己的毕业论文定位在　《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以及“不必要的妖魔化中国”。亚瑟告诉记者，此前，对于欧洲国家和西方媒体而言，中国虽然重要，但实在是距离很远，也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对于中国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戏剧化的迅速转变。例如在北京奥运会报道中，国外媒体对于中国形象的报道，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出现了变化。“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对于奥运会的报道已经远远超越了奥运会本身，延伸到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亚瑟说，这种情况，在汶川地震时又突然转变。“这使我不得不重写论文中的部分结论。”他发现，近年来，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印象逐渐变得稳定，在他们眼中，中国开始变得强大，发展进入平稳时期。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等方面更加从容，甚至比西方社会更能经受住外界的考验。

论文中，亚瑟采用“丝绸之路”和“四大发明”的例子来说明历史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他说，很久之前，世界各国的互联还远远不及当下水平，“丝绸之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国际贸易的重要引擎，这种贸易规模是我们现在所不能再现的。史料记载，欧洲当时拥有世界上85%的白银，但是其中有一半通过丝绸之路销售到了中国。这很好地证明了当时国际贸易的规模，以及中国的开放以及重要性。

在他的论文中，结论是“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很多有关中国‘妖魔化’的概念对于当下的经济秩序都是一种威胁”。

“国际化人才”是中外交流的纽带

如今，亚瑟已将上海作为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在一家国际性的律所里，亚瑟充当律师和法律顾问一职，同时，他还成为上海东方经济频道“聚焦自贸区”栏目的顾问。在上海财经大学，亚瑟是法律专业的教师。

“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和定位!”亚瑟很激动地说，目前他所从事的工作或者是项目，都是符合自己的兴趣并很好将所学知识运用起来。成为“国际化人才”后，亚瑟主要承担保加利亚和中国两国民间贸易的法律咨询并帮助顾客协调国外法律的支持，在高速发展的上海，有这种需求的顾客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工作机会，想必在其他国家或者是上海以外的部分城市，也很难找到。”

在国际化的舞台上，“法律”是一个很特殊的领域。在“执业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外籍的律师是不允许参与中国律师考试的。即便这样，亚瑟仍然享受其中，“在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中国客户参与境外贸易。在这中间，协调和执行国外管辖协议将会有更多发展的空间，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更是因为‘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

常言道：永恒不变的就是变化。对于中国而言，快速的发展和成长也许就是常态。在亚瑟的眼中，这些变化甚至成为他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举例说，例如争取到了在加利福尼亚律所的执业资格证书，又可以让他从事中美两国交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