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元封二年铜烛豆铭文证真》于《文汇学人》2018年3月2日第332期正式刊发。当晚在网上随意搜检，不意竟查到一件2016年12月17日由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成交的“汉青铜上林灯”（见雅昌艺术网：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98563090/），不禁为自己疏于检索而感到遗憾。此灯铭文基本无损，且恰与拙文讨论的元封二年烛豆密切相关，可补苴因后者铭文磨损不清而导致的阙释和误释，故草此文以为追记，并向读者致歉。

此灯是汉代典型的行灯，“盘口微侈，平底上有钉，三兽蹄足，一侧有虎首，口中延出柄”，器物自名往往也称行烛豆、行烛薄（关于这类器物的命名及渊源，参看待刊于史语所《古今论衡》的拙文《〈陕西金文集成〉识小录》），其铭文今可释读如下：

府为上林铜行烛镫一，容一升，重二斤半。元封二年九月乙巳，水衡小府啬夫乐咸，佐满意，工渭成隐亚里上造张毋故造。

可以知道这件行灯与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烛豆，是水衡小府在同一天，由同一个工匠为上林苑制作的，从字形看，二者的铭文无疑也出自一手（参看附图）。铭文以三蹄足为自然隔断，分作三段书写，显然曾经事先盘算。

“满意”是汉人常见人名（《汉印文字征》11.8有“王满意印”）。拙文原在佐名之下拟补一“主”字，现在看是不对的，其实应该属下补出上造张毋故的身分“工”字。至于张毋故此人所在的县里之名，拙文当时虽对所谓“阳”字写法略存疑心，但因虑及《陕西金文集成》的发表者当曾目验原器而从其释，并引李学勤先生关于“咸阳”地名的讨论作解。然而水衡小府中的一个工匠，却由一名远在云中郡的小县小里的上造千里迢迢来充任，其实也是颇为特异的，现在看到清楚的元封二年行灯铭文，疑问就豁然开解了。原来这位张毋故，来自渭成（城）。

《汉书·地理志上》：“渭城，故咸阳，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罢，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汉代出土文献“渭城”多写作“渭成”或“谓成”，例如汉代的“渭成令印”“渭成右尉”等印（参看赵平安《秦西汉印的文字学考察》，《康乐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页）及悬泉置汉简IIT0214②：556、V1412③：100等（胡平生、张德芳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138页。又《居延汉简甲乙编》278.7A的所谓“渭城仓长”的“渭城”据史语所红外线图版知确是“僓城”误释，参看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叁）》，“中研院”史语所2016年，第203页）。因为不知“成”上一字是“渭”，故误释为“咸”；里名“隐亚”的“隐”字即原来误释的“阳”字，合于西汉篆文、古隶的典型简省写法（参看《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1038页）。所以张毋故之籍恰是旧咸阳改名后的渭城，而非汉代的那个新咸阳，前文之解应废。渭城的改名，是元鼎三年（前114），距离制作这两件器物的元封二年（前109）已有五年左右。

我们现在可以很有根据地把元封二年烛豆的铭文释写如下：

府为上林铜烛（豆）一，容二升，重七斤。元封二年九月乙巳，水衡小府啬夫乐咸，佐渭成隐亚里上造张毋故造。

汉代行烛与立烛豆往往配合使用（高庄汉墓有大、小立烛豆与行烛豆及豆盘同出的例子，参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物保管所编著《高庄汉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39-42），所以这两件器物应当是同时被盗掘后流散的（所幸其中一件为公家征集），同出有无其他器物（例如烛豆的盘），还可留意。

我对新见流散文物，尤其是有铭青铜器，常感怵惕，谨慎引用，但这两件器物铭文的可靠性，无疑不存在任何问题。

文：郭永秉

编辑制作：陈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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