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奖获得者、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古代史教授哈特穆特·莱平

“古代中国与欧洲地中海通过两大族群联系在一起——侵略成性的游牧民族，以及崇尚和平、讲叙利亚语的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派后来来到中国，试着将自己的文本和思想翻译成中文，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记录了这些努力。3月17日，莱布尼茨奖获得者、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古代史教授哈特穆特·莱平（Hartmut Leppin）在东北师范大学演讲，主题是5世纪叙利亚聂斯托利派的身份认同。“我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要理解这一时段这一地区，就必须记住，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还有很多其他语言。因此我开始对叙利亚语感兴趣。”

听过莱平教授讲话的人，都会惊呼“您应该去唱歌”。他平稳、厚重又明亮的嗓音穿越讲堂，落在你头顶，就像阳光穿过厚厚的云层直落大地。年轻时的莱平确实一度很想当歌剧演员。因此，他也研究过罗马帝国里的假想同行。讲座期间，莱平教授接受了《文汇学人》的采访，除了谈及他如何受到叙利亚作家利巴尼乌斯的吸引而投身古代史研究之外，还分享了他对历史分期、不同代际和国别的研究差异、为公众写作以及古典学新视角的看法。

叙利亚之前没有引起古典学者的注意，因为它看起来不那么“古典”

文汇报：您在讲座中提到，聂斯托利派非常强调他们的“罗马人”身份。讲座后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怎样辨识身份认同的：如果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在同一处生活，就能说他们享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吗？我想知道，他们那时候是用什么词，来表达这种分别？因为那时候的人也确实面对和认识到这一冲突，但“认同”这个概念是一项现代发明。

哈特穆特·莱平：我想，使用某些现代概念来分析古代社会还是正当的，如果它们很好地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但你还是得回去读那些史料（sources），去看和它们或多或少相联系的是些什么概念。虽然在古代语言里对于身份认同没有一个抽象概念词，但有很明显地区分“我们”和“他们”。

不过，要注意的是，每个人都有不止一种身份认同。从来没有一个单独的身份。比如我们，不只是中国人或德国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认同，比如信仰、教育等等。而我们对古代的身份认同常会抱一种过于单向的视角——史料只能让我们认识到古代世界的一小部分；我们因此对精英阶层了解得比普通大众多得多，因为写作这些后来成为史料的人，通常都是受过教育的，能说会道。定义身份认同的危险就在于，他们看起来太过整齐划一，太片面了，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身份认同都被简化。

例如，古代叙利亚人会认为自己属于一个村庄、一座城市、一个行省，或是罗马帝国，或是波斯帝国，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属于某个信仰、某个语言社区，等等。我想在现代的讨论中，很有必要认识到，今天我们是不是把人简化到只有一个身份认同了：只是美国人、只是英国人，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哈特穆特·莱平在《古代的遗产》里想着重说明的是，在西方古代史里，古代并不是欧洲，但总是被视为欧洲传统；固然没法脱离古代理解欧洲，但又不能把古代削足适履进欧洲的概念

文汇报：叙利亚地处要冲，长久以来暴露在多文化和多种传统之下。现在这个古老国家及其语言在古代晚期的研究中，有着怎样的位置？相关文献现在主要在什么地方？

哈特穆特·莱平：长久以来，叙利亚这片地区并没有引起古典学者的很多关注，因为它看起来不那么“古典”——也就是你说的包含多种文化与宗教。而这也恰恰是今天人们对叙利亚越来越感兴趣的原因：这是一片多元文化的区域，丰富而危险。手稿现在分散在各个地方，许多欧洲、叙利亚的图书馆和修道院都保存有副本，但现在还不清楚有多少留存下来，许多手稿很可能已经被毁。

文汇报：我注意到您也研究罗马帝国对宗教和文化多元的容许与限制。不知这一研究是否有现实动因——为了回应德国的现实，或者是希望使之同古典时代的处理方式联系起来，探索更多的宽容和共存方案？

哈特穆特·莱平：有一些事必须为大家所知：从来不存在一个完全单质化的社会，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一个社会总是要和多元性打交道的。对我来说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要看看我们可以怎样处理多元性，看看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中间地带。当代德国在宪法里写入了一些核心价值观，对每位居住在德国的人、不论是否德国人，都是强制性的，这些规定就是对其他生命及其权利的尊重。

还有一点，是必须要有一个中间地带，让人可以独立于自己的立场进行讨论。在这方面，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古代、在今天都具有非凡价值——因为他的逻辑论证的想法。如果你看看德国极端分子的某些言论，会发现许多毫无逻辑基础，由此你可以和他们辩论，然后指出他们谬误的地方，当然他们不会就这么罢休。为了一个社会的凝聚，找到一个办法，让每个人都遵守逻辑辩论的一定准则，找到共有的、中立的论辩地带，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方面，学校很重要。因为学校可以训练你以某种方式辩论——能被其他人接受的方式，也能够倾听别人。在德国，学校也是来自不同群体的人相遇的地方。许多现代社会里的人只和他们自己社会阶层的人接触。但如果是在公立学校（德国意义的公立学校，受政府资助，而非英国意义上的），就是不同的人能够相遇、相聚，一起学习的地方。这是一项必须维系的重要传统。

当然，还必须有一些强制措施。例如，在德国，就必须使用通用语——德语。虽然人们常会说穆斯林融入现代德国社会很难，但我的学生里就有很多学业上相当成功的穆斯林同学。一些刚来到德国的人，他们过去生活的社会可能建立在某些不允许讨论的准则上。他们不必放弃自己的宗教，不必放弃自己的语言，但在某些地方，他们必须说德语，也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权利，以别人希望的方式来行为。

文汇报：您所接触的叙利亚古代文献里，有否提到过东方世界？

哈特穆特·莱平：只有一些泛泛的评论。地中海世界的人们甚至都不能区分印度和中国。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东方。

不过，对于源自波斯的聂斯托利派的叙利亚语史料作者，我们也了解得不多。我们了解的多是罗马帝国的。有一位6世纪的聂斯托利派的史料作者科斯马斯（全名Cosmas Indicopleustes，指“去过印度的科斯马斯”），是个商人。他对东方有更准确的看法，但他不相信地球是个圆形，他认为是平的。科斯马斯有些与众不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僧侣，当然他还是十分虔诚的。

古代有许许多多的史料作者，个个在智力上充满挑战、极富趣味，像修昔底德、柏拉图等等——但我们要知道，这幅知识图景也是片面的。阅读柏拉图固然愉快得多，但是作为历史研究的文本来源，我们也会喜欢一些更接地气的写作者，例如商人。这方面，叙利亚语文献里很少，因为主要是僧侣和神父在写作。

我们三人都变成古典史方面的教授，与阅读利巴尼乌斯有关

文汇报：您的研究领域是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您怎么定义这个时段？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有一本书，名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他有一个新的概念“长中世纪”——非常长，从5-18世纪。您对历史分期有什么看法？

哈特穆特·莱平：从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来看，我是从一位古典历史学家起步的，主要研究罗马史、罗马铭文，还有修昔底德。但我很早就对古代晚期感兴趣，因为这一时段（特别是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知性概念的交换非常之多，这点非常吸引我。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是，新的信仰如何处理与过往文化的关系。曾有一个讨论，古代晚期到底是不是古代的一部分。以前的《剑桥中世纪史》是从君士坦丁大帝写起的，但现在不是了。

德国的许多古典学家倾向于说，当基督徒变得主导时，就不再是古代了。但如果你从政治架构的角度看，西罗马帝国一直持续到5世纪。东罗马帝国则持续到了15世纪。

在我看来，分期始终和你所处理的问题视角有关。你可以说，有一个一直持续到8世纪的长长的古代晚期，我们普林斯顿的同仁彼得·布朗（Peter Brown）就是这么坚持的。他认为欧洲真正的变化要到查理大帝，公元800年时，他是第一个被教皇加冕的北方皇帝。这一组合在罗马帝国时代是边缘化的，教皇还是个新鲜事物。但如果你看得更细一些，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法国南部都一直使用罗马法，而法国北部用不一样的法律。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延续性。

如果你再看看智性发展，对我来说，最具决定性的不同是7—8世纪由阿拉伯人的扩张带来的。但是仍然，在这些区域内部，还是有不同。我一直感兴趣的是，哈里发王朝重新将古典艺术介绍到西班牙。西班牙早前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也被古典艺术所塑造；之后西哥特人统治西班牙，不愿或无法维系古典艺术；阿拉伯人到来时，则重新带来了古典艺术的形式、立柱，他们也阅读古典文本。因此，事情是很复杂的。必须有分期，才能让海量材料变得有条理，但是古代历史里又从来没有一个天定或任何人给定的分期。问题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分期。

对叙利亚来说，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分期就不成立。前阿拉伯时代和后阿拉伯时代，才是改变整个叙利亚社群的处境的分野。

我们历史学家对这种具体到年的划分，也是非常当心的。不过话说回来，我认为古代晚期应该持续到公元530年代，但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可能就会给出另一个年份。而将来的人如果回看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可能会觉得1989或2001年是最重要的时间。所以我认为，在历史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教给人们多重的视角。要认识到，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实体，对历史有不同的观看视角。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真实”的、线性发展的历史。

文汇报：古代晚期是很晚才跃起为独立的研究时段的，是吗？

哈特穆特·莱平：是从19世纪开始的。最早是德语里出现“古代晚期”一词，这个词想要表述某种衰落，sp覿t是晚的、走下坡的、破败的意思。如果画像里的脸变丑了，人们就会用sp覿t。因此“古代晚期”一开始是个贬义词。到20世纪早期，出现了变化。艺术史学家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强调说，了解每一个时代对于何为艺术的想法都是重要的。他引入了Kunstwollen（artistic volition，艺术意志）这一概念，这是个非常德国的词，很难准确翻译。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对什么是美的想法。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样也为了尊重其他的传统。

文汇报：您是如何开始对这一时段感兴趣的？

哈特穆特·莱平：有一个我个人经历里的关键时刻——是我在马尔堡大学的一门课程，老师是马尔科姆·埃林顿（Malcolm Errington）。这门课有三个学生，我们的阅读材料是一位4世纪的叙利亚异教作家利巴尼乌斯（Libanius），当时，他所生活的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基督教化。利巴尼乌斯是一位古典传统下的教师，他写下他自己所经历的变化。最后，甚至连看一眼神庙都不被允许了，因为基督教禁止人们显示出哪怕一丝异教崇拜的迹象。我们看到他如何绝望地捍卫自己所受的教育，捍卫他所热爱的传统。这是一段非常动人的文本，也是非常难读的希腊文。我想最后我们三个人都变成古典历史方面的教授不是偶然，就是与阅读利巴尼乌斯有关。

▲18世纪的利巴尼乌斯绘像

另一个因素是生活在一个可能威胁你核心价值观的世界的经历，这种感觉在1980年代尤其深刻。那时候我们倾向于将古代晚期沿着冷战意识形态冲突的线索来解释，两边都感觉另一种文化在威胁他们，但是现在，则是宗教在现代世界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结果这一想法同样也影响了我们对古代晚期的研究。这是2001年事件的结果，也是1979年伊朗巴列维王朝落幕的结果。

现在，我们在德国就在讨论。例如，在我太太的学校，就有关于穆斯林女生是否应该上游泳课的讨论，是不是应该被看到身穿泳衣。这个案子最后到了德国联帮最高法院，他们说可以，学校有权利强制女生这么做，她们可以穿“布基尼”（burkini），一种遮盖身上绝大部分的泳衣。

家长们还提出一点：女生们不应该看到那些半裸的男人。然而，法庭裁决说，在我们的社会，看到这样的是正常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辩论的许多议题之一。其他讨论还有关于哪些场合允许戴面纱，如果穆斯林教师们不准戴面纱，那么教师中的修女可以戴十字架吗？这是一个很艰难但是引人入胜的讨论过程。

在古代晚期，我们会看到这些新的区分是怎样产生的。有一种社会理论叫“系统理论”，是一种很复杂的方法，但简言之，如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所说，社会不是被人们定义的，而是被他们认为重要，或赋予重要性的分别和差异所定义的。

在公元1世纪，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必须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肉。因为古代文化里大部分的肉都来自献祭，祭司会卖掉这些牺牲来赚钱，这是他们获利的一个重要途径。问题是，那时候基督徒是否被允许吃那些来自异教献祭活动的肉。

不过，你可以抱着中立的态度来讨论古代吃什么肉，但在今天的社会讨论同一问题的时候，一定会有情感上的代入，很难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

因为你卷入太深了。

文汇报：您刚才提到一个社会理论，能否谈谈您怎样看待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

哈特穆特·莱平：我们所有人都在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从社会学、经济学和其他领域借用概念对我们非常有帮助。但我们也总是会看到，这些模式不可避免地流于空泛。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历史和人类的多样性带进来，这个形式，也是一种道德要求——看到古代历史中的个体，给这些个体以发声的权利，倾听他们，不仅仅说你是属于这个或那个社会团体的。要看到他们个体的分歧、争论，看到他们各自面对的问题，个人如何面对整个生命进程遭遇的困境。

在这里我要提到19世纪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布克哈特对其他人、其他古代文化都心怀敬意，这是相当重要的，这也是人文学术给社会的一项基本的、重要的贡献。因为现代社会必须建立在尊重他人的理念之上，我们也试图教出这些。这并不意味着你接受所有东西。每个社会都需要规则，需要定义什么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你必须能够理解另一方的想法，必须对其他人抱有基本的尊重。

我们的老师非常注重社会架构，于是我们更关注具体的行为体

文汇报：德语世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相比英语和法语世界有什么特色？

哈特穆特·莱平：我们很看重行政架构，我们对英国学者不重视法律感到非常失望。我们对神学问题非常感兴趣，我们也有一些独特的哲学传统。所以确实是很不同的。还有一点，实际上语言对你表达的内容有很大的塑造。我们用德语写作，也用英语，但是用英语表达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写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以及，我们有一些特定的词汇，不是能够完美对译到英语的，例如前面我说的“Kunstwollen”。

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大陆，对法律有全然不同的概念，法国人和德国人对于总体的、精确的成文法非常看重。我们没有判例法。

在古代早期，罗马法主要是判例法。罗马法里也有矛盾之处，因为大部分法律其实都是皇帝对提问的回答。法官或其他人定义问题，然后询问解决方案。或是从皇帝这里得到回答，或者是查阅相关的评论。皇帝的回应和评论在古代晚期被收集起来，而那时负责这项工作的人试着整理出成体系的东西。现在，欧洲大陆的历史研究多强调法律架构，而盎格鲁-萨克逊的同仁们更喜欢研究判例，也更倾向于接受特例。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能更接近于古代，但他们是不是总是正确，我不太确定。特别是，有些评论固然包含清晰的法律概念，但这些评论被看得跟法律同等重要，从我们现代德国人的角度来说是很奇怪的。虽然德国的法学教授也很喜欢写评论，但那没有约束力，只是供给法官参考用。所以，盎格鲁-萨克逊的方法要比大陆的方法灵活得多，在这方面，我想我们和法国、意大利人更接近。

▲科斯马斯绘制的世界地图

文汇报：我看到您写过关于罗马社会娱乐与娱乐从业者的文章，讨论演员和角斗士。您也写教父和皇帝。在这么多的人里，您为什么会以这些人为写作对象呢？要知道还有很多历史学家的关注点不是人。

哈特穆特·莱平：我想这可能还是和代际有关。因为我们的老师非常注重社会架构，注重抽象发展，于是我们就会对具体的行为体投入更多。

对娱乐从业者的关注，其实有一个很个人的原因——我一直都很想成为一个歌剧演唱家。我对这类文化一直很感兴趣。娱乐业的这一类史料大多出自纪念某人的拉丁铭文，读这些铭文，你会了解到，在丧葬铭文里、在他们叙述自己成就的诗歌里，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在社会主流的眼中，他们被视为怪人，但他们还是很想把自己表现得像正常人一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史料中的这一有趣张力。

文汇报：您的专著《古代的遗产》（2010）广受欢迎，为公众写作对您来说算是一种公共服务吗？

哈特穆特·莱平：确实，这本书是为更广泛的读者，而非专家写的。我想要着重说明的是，在西方古代史里，古代并不是欧洲，但总是被视为欧洲传统；你没法脱离古代理解欧洲，但又不能把古代削足适履进欧洲的概念，因为古代还包含伊斯兰的传统。我宁愿使用的是“欧洲-地中海”一词。我们所称的大部分欧洲传统，实际上是西欧传统，跟欧洲东部的传统是很不一样的。东正教跟天主教、新教很不同。现代俄罗斯的行政体制和东正教会之间仍有很强的联系，这在西欧是不可能的，但这也属于欧洲传统。

我很重视为公众写作——我们是受公家资助的，我们也有很重要的话要说。有一些写古代的人没有专业知识，通常比我们写得更流利。但我想还是我们更可靠。并且，如果我们有在这一领域做研究的特权，如果我们想鼓励年轻人投身同样的事业，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在中学课堂里呈现——那么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重要性之所在。

写作公众读物也是一项乐趣。我还写过给孩子的古典民主呢。有些十来岁的孩子会写信给我。收到这些信真是开心极了。在给公众和专业研究者写作之间，其实有一个中间地带——写给其他学科的同仁看。我就写给神学家看。例如，我最近要在欧洲神学家大会上发言，展示我的想法，肯定会受到很多批评，但一定也会极有收获。

文汇报：21世纪以来，古典学研究有些什么新的视角？是否有类似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这样的重大变化？

哈特穆特·莱平：德国有一句著名的谚语：历史应该是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和/或不再以欧洲为中心（decentering Europe）。这是关于将古典学去古典化的（declassicizing classics）：我们看到，古代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文化，不止是古典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古典学不是欧洲的，而是全球的。

有一个人们称之为“重新语文学化”（re-philologization）的进程。文本和文本细节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和语言学转向有关。另一个极大影响本领域的转变，与历史学总体的转向有关：空间转向（the spatial turn）。地理学，是历史和考古学之间的地带，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对这一领域没那么关心，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了解人们如何想象世界，看看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地图。有一幅古代地图《波伊廷格古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看起来很像现代的导航系统：你会看到城市之间的连接，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连接方式。

去研究那些现在不怎么时髦的领域，是我们的责任，你必须完整地保存这些知识。否则，只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是没法看到完整图景的。因此，为了抵抗沉浮导致的知识消亡，你必须非常保守：保存现在已有的，保存知识，保存传统。

德国的学术体系以制定长期计划闻名，特别是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希腊铭文集成”，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质量保持不坠。这一传统是非常特别的。固然很难维持，但我们到今天还是努力坚持，虽然他们真的不够入时。

文汇报：那么在艺术史方面呢？彼得·伯克（Peter Burke）使用图像和视觉材料作为历史证据，这是一个重大的方法变革吗？

哈特穆特·莱平：大多数古代史学家都是受语文学的训练，有些是受考古学的训练，但理想的是每位古代史学者都能处理艺术制品，因为艺术品可能是很重要的信息来源。

我会带学生们去考古艺术博物馆，向他们展示一些重要的花瓶和铭文。你必须如解释文本一样，批判性地解释这些艺术品。许多学生觉得考古学相对轻松，跟处理文本的难度不好比，因为面对艺术品没有什么语言壁垒。然而，你必须教会学生们，这些艺术品可以有多复杂。

视觉材料很重要，因为古代史的某些阶段，如荷马之前的时代，是非文字史料占主导——几乎没有什么文本，但考古材料很多。每个古代史学者都被期待在其研究里包含物质文化。如果你想讨论一位罗马皇帝及其各种呈现，那么钱币、画像、雕塑这些都得要看。

彼得·伯克做的研究很棒，很出色。但是从方法上来说，对我们不是新鲜事，对于那些研究更晚近时代、但同样接触很多考古材料的学者，也不那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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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本土语言

罗马帝国境内存在多种语言传统，其语言流通和传承的情况大体包括如下四类：其一，通行于精英阶层、逐渐成为官方书面语言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其二，利考尼亚语（Lycaonian）、凯尔特语（Celtic）等行省平民使用的本土方言（多以口头形式流传）；其三，希伯来语、埃及语等具有悠久文学传统的地方语言（公元135/136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Bar Kokhba war]遭镇压后，希伯来语文学一度中断）；最后是由基督教传播而产生的地方语言兴起趋势（vernacularisation），其中尤以科普特语（Coptic）和叙利亚语（Syriac）为代表。

谢尔顿·波洛克（Sheldon Pollock）在其印度梵语研究中指出，地方语言的复兴存在“literalisation”（日常用语的规范化运用）和“literarisation”（诗歌等形式的文学创作）两种路径。以脱胎于埃及圣书体（hieroglyphs）的科普特语为例，其在吸收了希腊语字母表的基础上得以简化，不仅是人们日常习用的语言，也是文学及宗教经典的传播载体。因此，科普特语的兴起见证了“literalisation”和“literarisation”的推动作用。

叙利亚语文学的发展

叙利亚语源自阿拉美语（Aramic）的埃德萨方言，有时用楔形文字（cuneiforms）形式写成。在两河流域兴起的亚述、巴比伦、波斯等东方帝国皆以阿拉美语作为官方行政语言。亚历山大东征、希腊语在东方传播后，阿拉美语仍是当地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并且是奥斯若埃尼王国（kingdom of Osrhoene）的官方语言。根据叙利亚基督徒的说法，耶稣本人曾授命奥斯若埃尼国王阿布加五世（Abgar V）保护当地基督信众。因此，叙利亚人自视拥有和上帝的直接联系。公元2世纪，叙利亚人巴尔德沙尼斯（Bardesanes）以对话体写成第一部叙利亚语著作《诸国律法书》（Book of the Laws of the Countries），奠定了叙利亚语文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发现于瓦迪·埃·纳特鲁恩的大量古代叙利亚修道院抄本系古典文献的译文和评注，如哲人波尔菲利乌斯（Porphyrius）的作品。其中还有叙利亚语文献，如富有斯多葛哲学色彩的“赛尔拉皮翁之子马拉（Mara bar-Serapion）的书信”，以及米南德（Menander）戏剧的译本，这些都有明显的异教古典传统痕迹。

公元2-3世纪，被称为“通行本”（Peshitta）的叙利亚语新、旧约圣经译成，塔提安（Tatian）写成《四福音书合参》（Diatesseron），叙利亚语文学逐渐兴起，并于4世纪臻于繁荣。随着萨珊波斯（Sassanides）的崛起，叙利亚再度成为罗马与东方帝国的角力场，而由于基督教业已成为罗马国教（萨珊波斯则大肆屠杀基督徒），厄弗莱姆（Ephrem）等诗人极力宣扬亲罗马政策。（摘自哈特穆特·莱平“古代叙利亚基督徒的身份认同”讲座，翻译：吴桐）

作者：李纯一  制作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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