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上官周《晚笑堂画传·李贺》

除了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人类还同时具备特殊的“死亡本能”。尽管后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沉潜不彰，令人难以觉察，可是在特定条件的催化下，却能激发出强大的力量。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能够满足人的欲望的惟有死亡”。这一点在唐代的年轻诗人李贺身上，就能得到很好的验证。对他而言，死亡固然造成了萦绕心头而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或许更是一条能够将自己业已遭受的苦难加以淬炼，进而升华至超凡境界的重要途径。

李贺也许是中国古代对生死问题最为敏感的诗人，在他笔下触处可见“老”“病”“死”“鬼”等令人触目惊心的字眼，大部分诗作所贯穿的主题也围绕着对生存境况的拷问，并努力尝试摆脱死亡的负累。生与死所构成的激烈矛盾一直纠缠在他的内心深处，使他对于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万物的变幻、人生的有限等等，每每感喟不已，并时时流诸笔端。他在《苦昼短》中悲叹时光的匆遽：“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惟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在《古悠悠行》里又惊呼世事的骤变：“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他始终在纠结、在苦恼，世间万物为什么不能长久留存，而转瞬之间便随风飘逝；人在自然的运化推移之中，无疑只会显得更为渺小无力。

然而这样的认识并没有促动李贺反躬自省，从而俯仰自得，顺应自然，乃至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最终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和谐境界，反倒迂回曲折地诱引他去探寻另一种新奇诡异的心理体验。虽然刚开始他对个体生命的存续还颇为执着，力图寻找可以挣脱死亡威胁的有效途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渐渐地竟然可以坦然面对死亡，甚至对它产生了固执的好奇和痴迷，并进而尝试着从中发现独特的魅力。陈允吉先生曾指出，在披览李贺的诗作时，很容易就能从中发现，“诗人从他个人的地位去观察世界，经常感触宇宙变化悠远无穷，人的生命短促无常，由此在他灵魂深处引起剧烈的冲突”（《〈梦天〉的游仙思想与李贺的精神世界》，收入《唐音佛教辨思录》）。如此沉抑哀婉而又激荡不平的心理状态，确实很容易引导诗人去探察超越现实的另一番境界。更何况他的人生境遇又是如此坎坷不平，正如他在诗中反复低徊的那样，“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埋蒿里”（《绿章封事》），“赋诗面投掷，悲哉不遇人”（《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与此同时，他又患有相当严重的疾病，时常自觉未老先衰而不得永年，在作品里也曾屡屡感伤悲叹，“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首》其二），“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仁和里杂序皇甫湜》）。年轻的诗人自然绝不甘心就此默默无闻地消逝，但也未能寻找到超脱困境的方法，这一切便逐渐加深了他对生死问题的思索。

自从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离开家乡昌谷以后，李贺在寻求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便不断遭受重重困扰。外界恶意的构陷中伤使得他“心事如波涛，中坐时时惊”（《申胡子觱篥歌》）。尽管竭力想要挣脱现实的羁绊纷扰，却因为病体愈来愈虚弱，时常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生命的短促，遂使内心充满了焦虑苦闷。他常常在诗中袒露内心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暂时求得心灵上的宽慰和平衡。他在《致酒行》中感慨至深：“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孥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因才遭忌终致功名无望，久客未归难免渐生倦意，这一切都使他对波谲云诡、包藏祸机的现实有了更真切的体认。面对种种困厄挫折，难免会感到失落苦闷，又必定要寻求宣泄纾解的途径。既然在现实中乏人赏识，不妨将愁绪哀思寄托在诗中。他甚至想落天外地写下了“秋坟鬼唱鲍家诗”（《秋来》）的诗句，希望来自幽冥世界的鬼魅来与自己同声酬唱。

由于外界倾轧益盛，加之内心日趋焦灼，李贺的病情日渐恶化。对生存的渴望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互相交织，给他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同时也构成了潜意识中越来越纠结的矛盾。他在彻底的绝望和拯救的希冀之间反复摇摆，身心两方面都备受煎熬。他试图通过创作来调节失衡的心态，由此呈现出对生死问题的洞察和感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关于死亡的内容，与其将其解释为诗人积极主动的想象，倒不如理解成消极被动的潜意识活动。人一旦深陷虚幻、封闭的世界而不能自拔，势必又将沾染谵妄幽暗的病态心理。李贺的创作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就带有这种病态的成分，他似乎刻意要把自己的潜意识充分挥洒出来，以便尽情展露对于“生外之生”的强烈欲望。试看一首歌咏死亡的《昆仑使者》：“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金盘玉露自淋漓，元气茫茫收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龙鳞下红肢折。何处偏伤万国心，中天夜久高明月。”汉武帝慕求长生不死，曾派遣使者至昆仑访求仙药，可最终依然徒劳无功，只留下颓败荒凉的陵墓供后人凭吊。在理智清醒的人看来，贪求仙药确实只是虚妄可笑的念头。对这样荒唐靡费的行为，李贺显然也持讥讽批评的态度。可是他本人长期遭受着疾病的摧残，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抗拒长生不死的诱惑呢？答案或许是他已经厌弃了世事的纷扰波折，也不愿再继续忍受病痛的折磨，以致逐渐消退了对死亡的强烈恐惧，甚至做好了从容接受的心理准备。

尽管李贺对死亡的好奇和痴迷在其诗作中屡见不鲜，但并不能就此轻易地认定他对死亡已经完全没有丝毫的挣扎和排斥。尤其是他滞留洛阳与长安之际所写下的不少诗篇，依然不时流露出对生存的强烈执着以及对现实的持续关切。生命有限而时间无穷，这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矛盾。心怀雄才奇思却又穷愁潦倒的诗人，最容易对这个包含着人生哲理和宇宙奥秘的问题进行深刻的省察和不懈的探求。李贺在《浩歌》中便大声疾呼道：“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筝人劝我金屈巵，神血未凝身问谁？不须浪饮丁督护，世上英雄本无主。……看见秋眉换新绿，二十男儿那刺促。”借雄奇之意象，运豪放之笔触，抒发了人生无常、怀才不遇的深切感慨，更流露出不甘寂寞、奋而进取的坚定决心。然而在长安居住的时间愈久，他对自己的身轻职卑就愈感到失落，不由自主地对自己的能力和未来产生了怀疑和迷惘。早已重病缠身的他反躬自省，在《公无出门》中便流露出沉痛颓丧的情绪：“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嗾犬唁唁相索索，舐掌偏宜佩兰客。帝遣乘轩灾自灭，玉星点剑黄金轭。我虽跨马不得还，历阳湖波大如山。……”他似乎意识到摆脱黑暗纠缠的唯一办法就是死亡，足见被当时处境和自身病痛所激发出来的沉痛哀婉是何等剧烈。陈允吉先生在《李贺与〈楞严经〉》（收入《唐音佛教辨思录》）中指出,李贺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佛教《楞伽经》的深刻影响。《楞伽经》中着重阐说了超脱生死而得以成佛的途径，首先就要在主观上彻底消泯“生”与“死”的界限，然后通过渐修渐悟，在内心证觉，超离生灭，最终获得所谓“一乘自觉圣智性”，从而达到超凡成佛的境界。这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体会李贺在这个问题上所经历的痛苦而曲折的内心磨砺。不过，当他直面社会的冷遇乃至死亡的恐惧时，为了寻求心理的暂时安宁而采取的手段并不总是那么清醒理智，相反却带有一种稍显畸形的病态——过度着迷于死亡，有时甚至沉溺陶醉其中而无法自拔。

《感讽五首》其三大概最能展现李贺对死亡所产生的那种微妙而隐秘的感情，他在失意困顿中仿佛已经能够亲眼目睹自己死后的场景：“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长安夜半秋，风前几人老。低迷黄昏径，袅袅青栎道。月午树立影，一山惟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静谧的幽冥世界与纷乱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中可见他对死亡似乎并不完全拒斥抵抗，甚至在潜意识中还有一丝隐约的安宁和愉悦。就在此刻，李贺的所谓理想已经不复寄托于现实世界，而是转投至他竭力想象却一时尚无法到达的隐秘世界——死亡之中。对于死亡，他不仅欣然予以宽容和接纳，甚至还透露出亲近和欣喜。历来为人们所恐惧并抵触的幽暗世界，在他的笔下却显得色彩斑斓，充满神秘诡异的魅惑。

生与死原本是不可分割的矛盾体，面对死亡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对生存的认识。李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通过对死亡的不懈探求来完成对生存的深层理解。他对死亡、鬼魅一类题材的偏好，并非仅仅只是为了完成对死亡的超越，更是针对生死之间的矛盾所赋予的一种成全。死亡固然是很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对满怀憧憬而又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早衰和早逝毫无疑问就意味着缺乏实现人生预期目标的必需时间。这是人类最自然、最本真的感受，李贺当然也不能例外。可是他却把死亡、鬼魅之类的题材写得如此迷离幽美，这倒不是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常人，或是盲目地向往神仙世界，而是因为他对“生”已经彻底绝望，转而希冀通过“死”来满足自己的欲求。

诗人畏死，是在年轻时对世俗尚怀希望，渴慕建功立业之际；可伴随着病情的不断加重，以及对尘世的日益厌倦，又引发他对有限和永恒之间关系的探索。尽管死亡是所有人最终都无法避免的，可并非每个人都需要时刻处于直面死亡的紧张感中。然而李贺恰恰就是把这样的“夭寿之兆”（潘德舆《养一斋诗话》）随时随地萦系在心头仔细品味寻绎，这才使得他对生与死有了与众不同的深刻体认。把生命的终结描绘得如此引人入胜，李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当行出色了。由于长期被失败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加上自身所具备的超凡想象和极度敏感，他的心境逐渐远离现实与生命，最终导向了对死亡和鬼魅的幻想，陶醉在“生外之生”的超凡世界里。

作者：金瑾英 复旦大学中文系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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