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出,印尼人正竭力尝试着还原三人篮球的街头本质。本届亚运会,该项目被安排在了朋永诺体育中心的室外网球场。所谓的场馆改建工程并不复杂,其实就是铺一片塑胶篮球场,并在其上支起防雨防晒的顶棚。整片球场几乎完全暴露在椰城的湿热空气中。在下午阳光刺眼的时分,裁判们甚至会在执法时戴上墨镜。在经混音处理的说唱乐伴奏下,现场DJ一次又一次朝着周遭并不算太满的看台起哄,向各国球迷“索要”呐喊。这一切景象,将人带回夏日午后闷热而又聒噪的街头球场。
这是一项从不缺乏群众基础的运动,但直至跻身2020年东京奥运会正式项目,三对三篮球才算真正走出了街头,作为竞技体育项目的官方认可,自然也伴随着各国家和地区自上而下的关注。若将传统五对五篮球视作节奏时缓时疾的长跑,三对三篮球就像是拧紧发条后的短跑冲刺,中国队球员曾冰强将其比作是“快节奏而又无止尽的无氧运动”。从抢下篮板到将球运出三分线,再到完成进攻,一切都需要在短短12秒内完成。这就是为何仅仅10分钟的净比赛时间,就足以让这位刚从大学走出的小伙子在与东道主印尼的赛后不断重复同一句话:“我已经虚脱了。”这还是在中国队坚持了每逢“死球”必换人的情况下。
走向竞赛大舞台的过程中,三对三篮球摒弃了街头篮球拖沓的步调,以及后者对于翻腕、走步等违例动作的容忍,却也失去了一些浪漫的灵魂。这里看不到天马行空般的运球或是血脉偾张的扣篮,这片赛场崇尚的是极致的实用主义。所谓“街头梦”,除了刻意营造的热闹到甚至有些聒噪的气氛,还有属于草根们的追梦之旅。在如今这支中国队阵中,除队长肖海亮曾在水平相对较低的NBL(全国男子篮球联赛)短暂效力,其余皆无职业背景。从文体局职员到学校教师,这群普通人的声名鹊起,皆源自于国家体育总局推动发起的“我要上奥运”全国性群众篮球赛事。如果没有三对三篮球的登堂入室,对于他们而言,亚运会注定将是遥不可及的梦。正因为命运的垂青千载难逢,曾冰强才会在来到雅加达后无比紧张,他很明白,“这样的经历,一辈子都未必能有下一次。”
由于主力内线的受伤,在这支被广泛看好能夺冠的球队里,1.93米的曾冰强突然成了第一高度,每一晚与他对位的球员几乎都超过2米。尽管如今中国队已以四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小组头名,曾冰强很清楚球队所存在的缺陷,并将每一场比赛“看作是向对手学习”。然而,23岁的他对于这一切的认知其实还不够清晰。除了名字,曾冰强对于对手们几乎全然不知晓:今夜起先与他对阵的印尼内线文森特,已是该国联赛传统豪门中场均出战近30分钟的主要轮换;随后交手的泰国队阵中,有三位球员是从其五人制篮球国家队中临时抽调的。由于多为未成名的年轻球员,这些名字在维基百科或类似网站上,几乎查不到任何详细资料,却不时会出现在男篮世界杯预赛等国际赛事的国家队正式名单中。
在亚运会三对三篮球赛场,从传统篮球赛场临时跨项的职业球员并不限于印尼、泰国这样原本篮球实力羸弱的国度,就比例而言,他们才是这片舞台的主流。韩国队阵中,有三位球员曾在过去两年以国字号成年队球员身份征战亚洲杯、东亚杯等赛事;此番来到雅加达的四位伊朗球员中,一人打过世预赛,两人曾亮相U19世锦赛,唯一的例外亦是伊朗超级联赛中的成名球员。而从五人篮球队仓促借调球员组建三人篮球队,大多是源于协会对于三对三篮球亮相亚运的准备不足。正如同样临时组队的中国台北队主教练杨哲宜所言,对于这批从小打惯传统篮球的球员而言,就连熟悉规则都不容易。
相比之下,卡塔尔人对于这项新兴运动有着更大的野心——翻看其阵中四位球员履历就会发现,球员均来自多哈当地职业俱乐部,而在2016-17赛季结束后,他们就彻底远离传统篮球场,出没于多项世界性三人篮球赛事。在中国队诸多的竞争对手中,日本队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他们的阵容中有三位在校大学生,以及一位在该国次级联赛都数据平平的所谓职业球员。职业球员跨项的现象在女子三对三篮球赛场同样普遍,中国队中四位球员来自于WCBA联赛,其中新疆姑娘迪拉娜还拥有国家队履历。参赛的是草根还是职业,这本无对错,但如何捋清模糊的定位,却是三对三篮球发展的必经过程。
在与职业球员们的交手中,中日两国的草根选手不落下风,再次证明了该项目与传统篮球从本质上就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为三对三篮球作为独立于传统篮球之外的竞技项目存在提供了扎实的依据,却也让亚运会的三对三篮球赛场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这既非为草根球员们打造的圆梦之旅,也无法代表亚洲篮球的最高水平,那么搭建这片舞台的意义究竟何在?
从某种程度而言,在成为奥运正式项目后,三对三篮球就势必会走向精英化的选材与培养,留给草根的空间也将逐渐狭小。如何保留草根选手参与的热情,这是留给各地篮协静心思考的命题,也需要过去数年来极力推广三对三篮球运动的国际篮联给出更清晰的答案。还好,这项尚处起步阶段的运动依然有着许多可能性。
(本报雅加达8月24日专电)
作者: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编辑: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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