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今后打算,82岁的中科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淳生说:“国家培养了我,如今上年纪了,要抓紧时间,尽量多做点事。”
像赵淳生一样,科技工作者朴素深挚的情感,是支撑他们前进的力量。
志在报效祖国
赵淳生是我国超声电机领域的奠基者。上世纪90年代,他放弃海外科研机构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
“我出去学习,就是要学到本事,服务祖国。”赵淳生说。当时,超声电机在国内是全新课题,没有启动经费,他向系里借了1.5万元,靠着简易的设备,带着几名学生,一头扎进实验室,不分昼夜地进行科研。
1995年12月17日,赵淳生团队研制出我国首台能实际运行的超声电机。之后,他又带领团队相继研发了60多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声电机及其驱动器,在嫦娥三号、嫦娥四号上派上了用场。
1983年,后来成为两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的李德仁到德国进修,在斯图加特大学攻读博士。他经常第一个来到实验室,直到深夜才离开。
李德仁首创了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解决了一个测量学上长久未解决的难题,并提出了“选权迭代法”。他用一项项创新成果,引领我国测绘学科发展,逐渐成长为国内外著名的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
成果惠及民生
马玙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已经66年了。这位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科主任医师,头发全白,听力有所减退,但依然精神矍铄。每周四上午,她准时出现在结核科诊室。
“最有效的处方是对病人发自内心的负责和关爱。”马玙说。碰到一时拿不出医药费的患者,她就会自己垫上。听诊前,她用手先把听诊器焐热。
马玙闲不下来,几乎每天都要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前沿科研信息。有人问她:“快90岁了,为什么不好好享受生活?”她说:“医无止境,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更好地服务患者”。
2020年6月,北京市新发地市场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尽快查明源头对控制疫情尤为关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深入一线,面对面询问发病日期最早的8名病例。时值夏天,他穿着防护服工作,浑身是汗。
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流行病学分布特征,吴尊友判断:疫情很可能是由污染的进口海产品引起,经过接触传播引发感染后再扩散。这一判断,为我国外防输入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事科研60多年,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沙国河成绩斐然:自行设计、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化学激波管,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化学激光器,在国际上首次实验观察到量子干涉效应……这些年,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科普工作中。
沙国河将创新成果惠及百姓的想法,在培养青少年的好奇心上延续。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小学生科技中心,他设立了全国首家面向青少年的科普院士工作站。每周二和周四上午,他为孩子们做科普实验演示并设计实验,搭建的科普实验装置有几十种。
勇担创新使命
冯益柏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原首席专家。为满足我军轮式武器装备现代化需要,作为总设计师,他带领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新式战车,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本世纪初,冯益柏和团队对某型坦克进行了性能拓展和技术攻关,将搭载中国液力传动技术的动力舱应用在坦克上。自主研发的动力舱集模块化和信息化于一体,使中国坦克的军工实力跻身世界一流水平。
为了加快科技创新,许多科技工作者像冯益柏一样努力着。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八研究所首席专家毛献群,从小就有强军强国梦。某型综合登陆舰研制期间,缺乏有使用价值的资料,技术风险高。作为该舰的副总设计师,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毛献群和同事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最终确定了该舰的初步方案。
国家某型号战舰是我海军研制的具有大规模、远距离、立体投送能力的新型战舰,毛献群作为该舰总设计师,带领团队破解了多项技术难题,始终奋战在研制最前线。
重庆交通大学教授易志坚是力学专家。2008年,发现土壤颗粒间存在万向结合约束现象后,他突发灵感:沙子不是可以通过力学约束改变其离散状态,转变成干时为固体、湿时为流变体的“土壤”吗?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大,改造其中1%,新增的利用土地就十分可观。易志坚暂停手头工作,自筹经费研究。2016年,他到沙漠实地进行“土壤化”试验。2017年3月,易志坚体检时查出患有严重疾病,但他依然坚持去沙漠做实地试验。
在不同的沙漠或沙地,易志坚和团队进行了10多项试验示范研究。“沙漠土壤化”理念被越来越多人知晓。
坚持科研初衷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庄文颖70多岁了。1978年,她考取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生,从此一辈子专注于一件事——研究真菌。
据保守估计,目前人类发现和描述的真菌仅有约15万种,还有200多万种真菌有待认识。面对未知的研究领域,没有人知道有没有收获。扎进真菌研究40多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70多岁的庄文颖,背微微有些弯,目前已很少再去野外考察,可她仍然每天出现在实验室,与真菌标本、放大镜、显微镜和她的学生为伴,尝试着拓宽真菌学的认知边界。
福建宁德的渔民,几乎没人不知道刘家富。这位宁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原站长,用30多年时间,研究大黄鱼,富了当地老百姓。
1985年,刘家富和团队启动大黄鱼人工繁育初试,1990年实现百万尾规模的大黄鱼全人工批量育苗。然而,由于试养的人工繁育大黄鱼生长缓慢,他和团队的研究遇到了瓶颈。
刘家富回忆,1995年,研究迎来转机,科研团队不但解决了大黄鱼生长缓慢的问题,建立了大黄鱼的网箱与池塘养殖的全套技术路线,还指导养殖户试养获得丰收。
转载:人民日报
编辑: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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