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实用理性

　　古代中国则相当不同，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原理是理性，但它不是纯粹的理性，而是实用的理性。一个西方人会说真正的圆在理念世界中。中国人会说，这个瓶盖不怎么圆，但真正的圆还是在这个瓶盖当中。中国人完全知道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但对于中国哲学极端重要的是：道器不分，体用不二。庄子说，道在瓦砾，在屎溺。禅宗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甚至说，吃饭睡觉，无非妙道。这意味着，大道不离人伦日用。因此，中国哲学决不把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它能够“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两个哲学会有什么不同的后果?举例来说，西方人严格遵守规范，因为规范在理念世界、超感性世界中，它是神圣的，叫规范神圣。中国人与之不同，他固然也是讲规范的，规范叫“经”;但要合于大道，不仅要“经”，而且要“权”，权是什么意思?权衡变通。规范是要讲的，但也要权衡和变通，这就是实用的理性：有经有权，合于大道。

　　古印度“无节制的想象力”

　　印度同样很特别，按黑格尔的说法，其哲学原理是想象力，而且是无节制的想象力。中国人会去落实一顿没有着落的晚饭，而晚饭没有着落的印度人可能会在门口晒太阳，沉思生死问题。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印度被西方殖民地的时间非常长，但它在工业化内在方面的改变实在微乎其微。因为他们的原理既不是纯粹的理性，也不是实用的理性，这一点使之在完成所谓现代化或工业化的进程时，面临的障碍有时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因为无节制的想象力很难与精确性和效率、周密的规划和对事情进程的控制相匹配。印度不擅长记载历史，最早的记载十人就有十种版本，把神话、想象力全放进去了。比较可靠的历史，最早得依循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印度要成为大国发展军力，各个时期从各国去买，发现太过混乱，决心自己来造。例如一款主战坦克，图纸修改了两百多遍，一边造一边修改，用了55年时间，终于下线了，但突然发现印度80%的公路和桥梁，无法让这个坦克通过。近年来，印度在电信服务业和软件业方面发展迅速，大概这个领域需要想象力;而在宗教方面和艺术灿烂缤纷方面，它有很高的造诣，在某种思辨性上甚至远远超过西方古典哲学家们。

　　由此可见，不同的哲学表征着不同的文化，它们在根本性上表征着文化之间的原则差别。就此而言，哲学意味着人民生活的基本类型，民族精神的基本样式。

　　黑格尔曾说过，了不起的拿破仑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想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法国和西班牙在宗教上有差别，但比起中西方的差别无疑要小得多。拿破仑的做法之所以必定失败，是因为他无视二者在生活的基本类型、民族精神的基本样式上是有区别的。

　　因此，把握不同的哲学与不同的文明，对于理解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对于筹划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积极开启时代所急需的思想

　　如何积极开启我们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思想?首先要了解今天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认为，这一障碍就叫做“外部反思”。在哲学上，外部反思是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内容本身当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通俗而言，外部反思就是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它属于主观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