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为何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在牛棚里住了一年，看完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哲学是我青春里最靓丽的部分。

文汇报：您多次提到，看王安忆的小说《69届初中生》很亲切，因为1970年，你们同去了安徽插队，不过您是去了当时被称为“安徽的西伯利亚”的阜阳专区太和县，那里特别穷困。那段近7年的经历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影响？

张汝伦：首先让我了解了真实的中国，至少是一部分，和我在城里的印象不一样，那里老百姓的生活真的是“猪狗不如”；其次当然是锻炼了我的意志。现在的家长都要培养孩子，其实，知情意三者中，情意远重要于知，意多半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在农村，除了讨饭没干过外，我们都经历了，所以，那代人，不仅仅是我，熬过来的就是成功的，放弃的就失败了。但是，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戏剧性场面，既没有坐牢，也没有结识贵人，就是日复一日枯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往往日常生活，平凡的生活最熬人。

文汇报：你儿子曾不理解地问你，为何住在牛棚里还要读黑格尔的《小逻辑》，你说，就是没有高考，你也会学哲学，那是怎样的经历？

张汝伦：那一年下了我从没见过的大雨，超过100多毫米，淮北平原是一马平川，水慢慢地一寸寸从河里涨起来，我们跟着老乡朝6、7里外的大堤蹚水前行，回望时，田地和村庄连成一片，地标建筑没有了，泥糊的房子都塌了，水退后，给牲口盖房子是第一位，因为那是生产资料，我们知识青年要想有个遮风挡雨处，就和牛住在一起，就这样，我住了近一年，在那里，我看了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大逻辑小逻辑，等等。那个年代读书肯定是没有用的，也曾有人让我学个瓦工等手艺活可以养活自己，我没有，我还是看书。我儿子是用现代人的思维问，为什么要看无用的东西，就像现在学生不学无用的东西。因此，哲学是除了日常生活外，陪伴我青春的一部分，我就是做农民，也会去看它，哲学是给做梦人看的，给理想主义者看的。

文汇报：你是怎么挑到这些哲学书的呢？

张汝伦：那时没什么书，有啥书就看啥书，我们都是看手抄本的，《英华大辞典》、《英语课本》、《战争与和平》都有手抄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生存都无法解决，但茫茫人海中，就会结实一些书友。我们插队青年不像兵团纪律严，我们可以随时回上海交朋友借书。有一次，和汪丁丁在浙江大学做讲座，他说，他借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那本书有四五百页，可是只给一个晚上，因为有很多人在后面排队。汪丁丁家里条件好，有录音机，就读了一整夜。说起来，真是“可歌可泣”。那时看到了很多黄皮书和灰皮书。

文汇报：什么是白皮书，灰皮书？

张汝伦：白皮书就是文革前给高干看的“反动书”，西方历史、政治理论，对苏共的批判，封面只有书名，里面写着“内部批判使用，不得外传”，我后来知道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有个小房间，开了内部介绍信就可以看到这种书。1972年，《参考消息》刊登北京可以卖西方古典政治书籍了，我年三十就冲去排队，196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那套汉译世界名著，康德、卢梭、洛克的，至今还保存着。那时，上图和区图书馆可以看文革前的书，但需要工作证，我们知识青年是贱民，经常被常问是否有工作证，最后被屈辱地赶出去，那情景就像纳粹在冷冰冰地查身份。

#我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不明白大家为何总去关注一个人表面的东西；我就是一个认真的人，讲课不错的老师。

文汇报：您是个有个性的人，哲学系学生形容讲课风格时有个对联“张怒俞不惊，吴儒王半仙。”张就是您了；1980年代末，您发表了系列尼采的研究文章，此后就有人称您“复旦的尼采”；研究生时有人说您狂，2012年《南方人物周刊》中您的采访稿就是以《张汝伦：狂者的世界》。您怎么评价您自己呢？

张汝伦：这些都不重要，社会看人怎么都不去关注他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怎么没看到我理想主义的一面，很天真的一面？哲学需要天真，涉及到真理的追求，能不愤怒吗？亚里斯多德说：只有傻瓜才会在该愤怒时不愤怒。我是傻瓜还是愤怒呢。有个18、19岁的女孩上了我一节课后和我说，张老师，大家都说你是复旦的尼采，我今天就是来看复旦的尼采的，下节课，我就不来了。大学怎么就变成斗兽场和嘉年华了呢？我真的不需要那种被女生尖叫的虚荣。

文汇报：那您怎么评价自己？

张汝伦：我就是个认真的人，很不错的老师。

文汇报：怎么说呢？

张汝伦：我将来很愿意拿我的笔记出来展览，每一门课都不少于10万字。即便是再上一遍，也是这样，我在不断从学生的作业中做调整，也有我新的认识，所以，有几个学生连续两年来听同一门课。我自己告诉自己：这门课，我尽力了。我在德国留学时。两件事情对我影响很深，一个教授能开十几门课，但是没有重复；有的学生不上完老师的这门课就不毕业。这是我想做到的。中美大学校长研讨会上连续几年的信息都是说，本科生差距不大，研究生有距离，国外学者备课本就是一本书，我们这里凤毛麟角。我现在的课已经开放给全市了，那些在投资银行的成年人倒是非常执着，每周都来；有个孕妇也从莘庄赶来，我倒很不好意思。钱穆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当年他在北大教书，教授太太们赶来听他的历史课，搞得爆棚。比比前人，我们现在的精神世界，只能长叹一声了。

文汇报：社会上的人都这么爱哲学，您不应该叹气。

张汝伦：是啊，社会在进步，可是复旦大学里的学子应该多些这样的追求。

#能兼做狐狸型和刺猬型学者吗？

我现在就是研究生的心态，觉得很多东西还不了解；学贯中西总可以作为理想去追求。

文汇报：您曾留学德国，又去其他国家短期留学或访学，你做西哲就开了很多的课，从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汉伦·阿伦特，都有涉猎，近几年，又转向中国哲学，也开了《论语》《中庸》等课，这是什么原因？

张汝伦：我读研究生是1981年，是西风最盛时，中国哲学相对边缘化。严复在天演论中引用赫胥黎的话说，“只有学好一门语言，才能学好另一门语言。”，但心里一直就想要做好中哲这个传统，作为中国人是必须的，正巧，系里希望我能去做中哲，满足了我的愿望。我很欣赏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学问无古今中西，一定要打通。把这个作为理想来追求总可以吧，我就想做个古今中西都有知晓的人，我希望我的研究生就要有志气这样去做，在自己的专业被人承认的基础上，不分中西古今。

文汇报：西方曾把后工业化时代的学者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后者专攻一门，前者涉猎多门，您觉得您自己是在复合这两种功能吗？

张汝伦：作为一名中国学者，要有理想，代表中国文化去和外国人沟通。这就需要学贯中西，有些方面要知道得比他们更多。曾有美国学者问我，看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吗？我说看过小说，就聊得很欢。现在连德国人都不太看《浮士德》了，我们对自己、对国外都了解得不够。

文汇报：是否可以理解，有潜在的复兴民族文化而去对话的责任？

张汝伦：年轻是会说复兴，现在就是想做个有质量、有修养的中国学者。去年我去夏威夷大学开《中西方哲学经典文本的解释》研讨会，会议临时改了英语发言，我就用半小时，介绍了中国人如何解释《春秋》文本，不是因为文本模糊，而是同样的意思有不同说法，背后代表着不同的评价。结果那些学者就很感兴趣，说：“这样伟大的传统，我们居然不知道。”他们都问我要英文材料。今年5月份我要去芝加哥大学，和国际学者聊，为何中国本来没有宗教（religion）概念，但是能够按照西方的方式理解宗教。这样的交流能帮助我们彼此加深各自的学问。

文汇报：这对学者要求是否会太高了，没有高度天分的人能做到吗？

张汝伦：怎么不能，我们的用功够吗？有多少学者一周能看书60小时？我亲戚在杜克大学，经常说，那里教授比学生更用功。30岁就当上了正教授，但是还是每天只睡四五小时。大多数外国学者很勤奋。我现在就觉得自己是研究生的心态，永远感觉自己是学生，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我每周都打印近十本原著，是看不完全部，但总想看，需要时就能查阅到。

#哲学教授在今天能做什么？#

在很实用的时代，能让一部分人承认和明白哲学的意义，活得更有意义，就很不错了。

文汇报：那您如何评价自己的为学风格呢？

张汝伦：视野比较开阔，兴趣广泛，不能举一反三，能举一反二吧。另外，我也提醒自己不要只做狐狸型学者，有些内容要往深度里想。比如我就在想我们对哲学不感兴趣了，是否是一个哲学命题。天理何在是否是个哲学命题？为何研究哲学的人都认为谈天理不是哲学命题，西方的文化无政府主义，价值相对论对此都有研究。

文汇报：您研究了这么多哲学家，您觉得他们分几类，对世人起着怎样的作用？哲学教授呢？

张汝伦：哲学教授恐怕就是个职业吧。能帮助学生了解哲学史，学会点哲学思维，有时过于专业化了，一大堆废话，很容易成为学术工业中的垃圾。

哲学家就不一样了，人的天性都有好奇心，想要更深入更全面地知道为什么，就要走到哲学层面。大哲学家苦心孤诣把一生都交给哲学，就是告诉你对世界还有另外一种解读。很多人都忙于现实，哲学家就让您看远一点，苏格拉底就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而马克思就告诉你，人类社会是这样的，还可以怎样改变。很多哲学家兼有两种职能，康德究其一生来用他的哲学理论告诉你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的。

文汇报：那您希望作为哲学教授的作用呢？

张汝伦：通过我的工作，有一部分人明白和承认哲学的意义吧，就很不错了。

文汇报：这个时代注定要在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停留至少一段时间，作为哲学教授，您是感到幸运还是不幸？

张汝伦：无用乃大用。这不是我能选择的。

文汇报：当不能劝说学生时，您悲观吗？

张汝伦：也有点悲观，但如果一个人能承认很多事情，也谈不上悲观。尼采和弗洛伊德对人的非理性看得如此通透，但他们还在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从这点来说就不是完全悲观。

文汇报：您接着还会做什么？

张汝伦：写书。只要我不失去自由，我总是要写书，思考，爱追求是人的天性，现在这个天性被扭曲了，学了哲学后，就会明白世界不应该这样物质，文化生态不该这样恶劣。哲学就是要让人超越常识。

文汇报：所以，您还是试图告诉大家更多，哲学就是您的生活方式了。

                                                      文汇报记者  李念

天真 较真 认真

——张汝伦印象记

2月9日，上海下起了难得的大雪，复旦大学光华楼前寥无人迹，寒风中雪花飞舞，我们约了采访张汝伦教授。

张汝伦，我并不很陌生。

1993年，上海学者王晓明等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张汝伦就是发起者之一，当时作为华师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我全程参与了记录，见识了40岁的张汝伦指点江山的激情；2010年，文汇报理论部和新媒体发起 “文汇学人”专版研讨， 56岁的张汝伦决绝地说：学术文章就是要长，看不懂的人就不要看。作为发起者，我记下了这句话和他的表情。

“您自己如何评价自己？”

这个问题是在例举了三种外界评论后提出的，15秒的沉默。接着是一声长叹。而之前，几乎每个问题都能让张老师说到“我就是不明白现在的学生为何这么功利，没用的东西都不学……”那时，他的声音就会升到高八度，双眼一瞪，恨不得他来替这些人活过这一生；而当他回忆或描述一件事情时，又极为生动或深情，谈到插队时的安徽大水“一寸寸涨起来”，你眼前仿佛就出现了3D电影的镜头，想来上他的课，就是这样被感染着带进苏格拉底、康德或尼采的气场；而说到国际交流场合时，他总要冒出几句地道的上海话表示荣誉之重要。

在交流了自我评价后，我们的采访也渐渐有些沉重和些许悲壮，因为谈到了哲学之用。

80分钟的采访一直拉到了120分钟。走出光华楼时，天完全黑了，寒气更逼人。我倒走在寒风中，脑子里闪过三个词：天真、较真、认真。

子曰：六十而耳顺，就是能听得进各种意见。张汝伦今年刚入花甲年，可是他并不能从心里“宽容”各种活法，尤其不认同把物质和实用看得过高的一切事物，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听了张汝伦两年的哲学课后，发表了《张汝伦：狂者的世界》，曾这样描写：科学是硬心肠的、技术是冷冰冰的，这世界需要一点人文精神。张汝伦嬉笑怒骂、苦口婆心、翻来覆去讲的，也就是这些。他试图将已被时代抛弃的就词语：理想、道义、崇高、生命的意义……重新植入人心。他反复告诉学生：生命不等于生计，生命的本质是自由。

所以，张汝伦自我评价是个“天真”的人，至今仍恨丑恶的一切，也无谓别人称他是“老愤青”，他说，学哲学就是需要“天真”，才能追梦，这个天真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的代言。

正因为骨子里的天真，张汝伦在常人眼里有些较真。对学生，他夸奖复旦学子个个聪明，但更愿考GRE，“一个教室里一百个人，只有5个看过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几乎没人知道雪莱的《伊斯兰起义》，没人看过拜伦的《唐璜》，当然《哈利波特》是看的。”当他感叹校外成人风雨无阻来听他的哲学课时，就觉得复旦的学子不该那么实用主义，“这样，人会变得愚蠢的”；对于同行，他曾感慨：有谁一周能看书60小时？采访那天，他去了复旦的图书馆，几乎没人在那里看书,“连教授都不去图书馆看书了，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他的这些理论感动了管理员们，也对看书的人少感到几分忧虑。

较真是对别人的，而认真是对自己的。

从西方哲学转到中国哲学，张汝伦开的课算是多的。有些课总要反复上，可是每次他都要重新备课，在说自己每门备课笔记不会少于十万次时，他强调求的是自己内心的尽力，有学生和张汝伦的夫人说，“师母，张老师中气十足地上3小时课，我们听得筋疲力尽，因为信息量太大了，记不下来。”我翻阅了了北京大学出版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中张汝伦的《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在导论中谈到什么是哲学时，除了例举历史上的几种说法外，张汝伦指出，很多人没有注意哲学的存在性质，继而从存在论角度提出了黑格尔强调的时代性，一直引述到马克思，又上朔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几乎是“张氏”风格，他总能从自己储存的知识菜单中，信手拈来地引用各个时代哲学家的言论。受留学德国时教授的影响，他希望自己能开不重复的课程。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我要求；说到他数量众多的书时，他笑笑，“不算什么。”在他看来，应出版社要求成册的书并不是他的“嫡生”，他希望有一本时间写得长一点的书。“当学生白发苍苍时，回忆起来说，张汝伦是不断有新的写法的。”

“我就是个认真的人。”张汝伦这样评价自己。为此，他希望在他国学者面前能表现出中国学者的有质量和修养，他希望自己朝着“学贯中西”的目标努力，他希望哲学家提供给世界的另一种解释能让更多的人理解。

这样的认真会累吗？又回到张汝伦的自我评价里，哲学是一种追梦，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张汝伦喃喃道：“尼采和弗洛伊德把人的非理性和欲望一面看得如此通透，但他们还是在说着做着些什么，总是觉得还有意义才这样。”此时，我耳边响起张汝伦给学生上黑格尔的《小逻辑》 前朗读的海德堡大学的开讲词：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该尊重自己，并应自视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

文汇报记者   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