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临（中）与柯灵（左）、于伶在一起。刊于1978年1月1日文汇报。 陈根宝摄

这几天，我在拍摄工作的空闲时间里，读了唐斯复老师的散文集《檐下听雨》，书中有一篇名为“写意黄佐临”的文章里居然提到了我。作者写道：

“佐临师少言寡语，却能‘点石成金’，他握着帮助演员开窍的钥匙。一位女演员刚刚卸去英国莎士比亚笔下‘朱丽叶’的装束，便被安排扮演中国老妇。如何缩短这两个形象之间的距离？全体饶有兴趣于导演的招数。只听见佐临师对演员说：‘你把声音放低，再压低’。——演员就以这样的方式，反复体会，准确地找到了老妇的感觉。佐临师侧过脸轻声对我说：‘她会成为好演员。’说的正是奚美娟……”

呵呵，过去这么多年了，读到这里还是感到好亲切。

正像唐老师说的：凡戏剧青年，没有不知道大师黄佐临的。对我而言，他不仅是戏剧界的大师前辈，还是我所工作的上海人艺的老院长，我的恩师。从1976年至1994年，在他的辛勤栽培下，我由青涩渐渐成长，在演艺事业的道路上不断受教获益，成熟起来。

唐斯复老师提到的“中国老妇”，是我在话剧《生命·爱情·自由》中扮演的角色。这个戏描写左翼诗人殷夫短暂的生命历程，我在剧中扮演七十岁左右的殷夫母亲。那年我才二十八九，黄院长居然起用我来扮演一位七旬老妇。之前几年，我作为上海人艺的年轻演员，有幸担任了一系列话剧中的主要角色，如《枯木逢春》中的苦妹子，莎剧《柔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现代戏《救救她》中的李晓霞等，在戏剧界开始得到好评，正在逐步建立起舞台上的自信。突然接到七旬老妇这个角色，怎么演？自信顿失。其实，当时剧院里适龄的女演员很多，大家都有点懵了，不知黄院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因为以往这类角色应该是属于她们的。记忆犹新：对词“坐排”那天，好几位资深演员特意来现场参加，坐在旁边听我对台词，这让我更加有压力。正不知所措，黄院长给我指点迷津，对我说：“这个角色你要用中音区说话，声音不能高，发声方法与你前面扮演的年轻角色要有所区别。”“坐排”对台词过程中，他一再让我用中音区说话，这给了我很好的角色“心理支点”。更妙的是，“坐排”结束，开始在排练厅“走排”时，黄院长递给我一根手杖，说：不要去演老太的弯腰曲背。这又教了我角色的外部表现手段。这一里一外两个招数，自然启发了我的感悟与自信。在上海瑞金剧场（此剧场现已被拆除）正式演出时，我惊喜于自己在黄院长启发下应用的中音区越来越浑厚自如，这个拄着手杖、被戏中两个儿子搀扶着的“老妇”，硬朗威严，而演员自身的年轻柔弱却被剧中角色严严实实遮盖了。记得上海沪剧团的丁是娥老师看了这个戏以后让人给我传话，说看演出时她都没有认出是我。这应该是对我的表演艺术的最大褒奖，而这个荣誉，正是导演黄佐临院长帮助我获得的。在黄院长的直接关爱下，我在二十九岁之前，已经扮演过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戏剧形象，这是多大的幸运啊！从那时起，我作为一名年轻演员，从心理上一通百通，觉得自己扮演什么年龄段的角色都不怕了。黄院长手里握着让演员开窍的钥匙，拨启了我长久的演艺自信。为此，我终身感激！

黄佐临院长作为著名的戏剧大师，早在1962年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座谈会”上就作了《漫谈“戏剧观”》的发言，提出了“写意”戏剧的观点，此文后来发表于1962年4月25日的《人民日报》。写意戏剧观，是黄佐临院长长期研究中国戏曲与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以及结合自己几十年导演的实践经验而提出的，试图打破话剧表现形式上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一统天下，呈现话剧表演艺术多元化。从今天来看，也是文艺界最早的中西文化碰撞下的理论成果，据记载，写意戏剧观提出的当年，曾经引起文艺界的关注和讨论。

但在实际上，直到1987年之前，中国话剧舞台上并没有一个作品能够真正体现与承载他的这一理论，有些小打小闹的戏剧尝试，终究也不能使他满意。然而作为一名1920年代就留学英伦，梦想在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不同体现上找到一种交叉点的老戏剧家，他始终不渝地寻找可以体现他的“写意戏剧观”的剧本原创。正在这个时候，留美青年剧作家孙惠柱编写的话剧《中国梦》出现了。一老一青，两个戏剧追梦人隔着重洋一拍即合，黄院长决定首次在《中国梦》剧本上冠以“八场写意戏剧”的剧名，并由上海人艺排练演出。我有幸参与其中。这出只有一男一女两位演员上场的话剧，集中了当年上海人艺老中青三代导演，黄院长挂帅总导演，另两位是中年导演陈体江和青年导演胡雪桦，可见对于此剧的重视程度。我说自己“有幸”，是因为1987年《中国梦》剧组成立伊始，女主演是从外单位借来的一位年轻女演员，但是排练工作进行一段时间后，由于一些私人原因，也因为对于写意戏剧的表现样式缺乏信心，那位女演员中途退出了。但不知当时剧院出于什么考虑，接手的第二位演员还是找了人艺以外的人，她和之前的那位一样，在参加排练了二场戏后又找个理由退出了。这期间，我正随剧组在外地作巡回演出，自然也听说了单位里有这样一个戏在紧张排练。待我从外地巡回演出回来的第二天，陈、胡两位导演就到我家，告诉说：“黄院长发话了，还是应该请自己剧院的演员来演，他说决定了，请奚美娟……”真的幸运！手中握着让演员提升、开窍的那把钥匙的黄佐临院长，把体现他的写意戏剧的梦想重任放在了我的身上。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梦》的艺术追求显得非常特别。它是一个正规的八场大戏，剧中有六个角色，但只用了两个演员来完成。男演员一人扮演五个人物，女演员一个角色贯穿全剧。舞台设计上没有任何现实主义的房间布景，如桌椅板凳等道具，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两个“圆”，一个是天幕上灯光效果烘托出的超大圆月，一个是舞台上与天幕相对应的木质圆台。圆台前低后高，呈斜坡面，如果控制不好，演员在上面演戏走路时会站不住。《中国梦》在形式表现上很写意，但剧中人物在体现时，又要求比现实主义表演有更饱满的内心积累与情感体验，如同剧中的核心意义那样：我扮演的中国女子明明，改革开放初始，急于冲出国门拥抱虚幻的“美国梦”，可在美国生活的日日夜夜，纠缠牵绕她的却始终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梦”。这种外在的写意与内心的写实如何结合体现？这向导演及演员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整个创作过程中，我感觉到，黄院长带领着我们，导演与演员一起在寻找突破口。排练中，作为演员的我们，迷茫苦恼过；作为导演的他，头一回让我们看到了焦虑和沉默。现在回头想想，实践一个艺术样式的创新，一个戏剧理论成果在舞台上的具体呈现，就是在孕育一个艺术生命，有挫折，有期待，有新老观念的碰撞，更有惊喜。最后，黄院长的八场写意戏剧《中国梦》的艺术实验取得巨大成功。当年，此剧代表上海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好评如潮。那一次的艺术实践，我深深地感激黄院长给了我在各种艺术创新的实践中痛苦磨练、自由飞翔的机会。

惊回首，今年，老院长黄佐临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个年头了。啊啊……二十年，好长久的日子呀，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都能长成大小伙了。可是记忆中这一切还像昨日一样历历在目！

1994年6月1日，佐临院长像个幽默的老顽童似的，在儿童节那天悄悄躲起来了。后来，他的塑像在原上海人艺花园草地的一角隐隐约约待了几年，每次我去安福路的单位，都要情不自禁地从楼上电梯间的那个窗口，对着草坪一角树荫下的老院长默默注视，每每有些莫名的不安，黄院长，您是否有些冷清呀……再后来，黄院长的塑像被移到了安福路的话剧中心剧场大门外，这下好了，感觉中的他能够天天见着努力的戏剧后辈以及热情的话剧观众，心里应该舒畅了。我心想，如此，他老人家才是欣慰的吧！

奚美娟 2014年11月3日写于横店摄影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