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看影片《黄金时代》，一直在担心，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的观众能否理解萧红这个人和她的行为。其实，我的这种担心纯属庸人自扰。即使是在萧红生活的那个时代，又有几人能够真正理解她呢？所以，她在去世前就曾忧心忡忡地询问来看望她的骆宾基，她死后，她的作品能有几人读呢？人们记住的，恐怕只有她的绯闻吧。影片中的骆宾基当时的神情便有点异样，因为他也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一些关于萧红、萧军还有端木蕻良的事，对于萧红的忧虑，他自然也无法给予解答，甚或安慰。

萧红是寂寞的，孤独的，有人会觉得她的性格有一点孤僻，尽管她并不缺少朋友。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像萧红这样，无党无派，甚至不属于任何一个文艺社团，却又与当时文坛上许多知名人士保持深厚友谊的作家，是不多见的。在西安的时候，有人曾问她为什么不去延安，她回答：“我只想有个安静的环境写作。”丁玲对萧红是有感情的，她第一次见到萧红，似乎从她的神情中看到了写作《沙菲女士日记》时的自己：“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萧红面对已经放弃个人写作，而准备用行动去写一部大书的丁玲却说：“我们不是一类人。”

这就是萧红。她固然是爽朗的，坦率的，真诚的，甚至如丁玲所说“少于世故”，而多了一点天真和天然，但她也是固执的，坚持的，不顾一切地守护着她的“纯洁和幻想”。我这里指的是文学，她实在不能容忍任何东西插在她与文学之间。端木说，萧红“对创作有一种宗教感情”，这是一句真知萧红的话。在一个人人以为文学总要为点什么的时代，萧红只是思念着文学本身。这足以说明她在那个时代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有一次她对聂绀弩说：“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聂绀弩问她是《红楼梦》的谁，她说：“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这样看来，她是注定了要独行的。萧军自然没有做到与她“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如果不是由于她的早殇，端木又如何能陪她走到人生的终点？她曾对朋友张梅林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话里透着十分的悲凉，让人感慨万端。

影片《黄金时代》是一部关于萧红的传记，所以，导演努力要造成一种文献片的风格。影片一开始，萧红先是自报履历，其中还不时穿插一些跳出影片叙事的述说。这些片段的作用一方面在于使影片叙事产生一定的间离效果，观众不必过分追究影片主人公的传奇经历，从而有机会思考她的人生境遇究竟提供了哪些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意义；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弥补萧红生平资料中客观性的不足。其实，关于萧红的资料并不少见，葛浩文在其所著《萧红新传》的英文版自序中曾有个判断，说它“甚至比若干当代文豪还要丰富”。但遗憾的是，这些材料有些是无法求证的，有些又互相矛盾，不足采信，因此，在记述萧红生平的时候，难免就会有或大或小的几段空白。这些直接陈述的片段，或者试图填补这些空白，或者便直接跳过去，也不失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是这些陈述者大多已不在人世，只能由演员代替，其效果自然是打了折扣的。

影片记述了萧红从生到死的整个生命历程。然而，我们所得到的印象却只是她的一个轮廓。银幕所提供的她的背影和模糊形象，并不足以使我们真切地看到萧红在生活现场是如何表达和行动的。固然，有意味的背影也可以让人回味，但它却很难引导我们抵达萧红的内心世界。这也许就是传记片不大容易拍好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不仅要顾及主人公生平的种种事件在历史下的透视、它所发生的年代和贡献，以及它被不断讲述的意义，同时还要兼顾到其他纷纭复杂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关系，这里既包括了主人公的性格、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心路历程及其世界观，还有她在处理不同社会关系时以不同角色出场的各种演出。

有鉴于此，我觉得《黄金时代》仅仅把叙事重心放在萧红与萧军、与端木等几个男人的关系上，却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削弱萧红与朋友们的分歧和争论，是不明智的。毕竟这是一部关于文学家的传记，它固然不必讨论萧红的文学观，但准确理解她的文学观，显然有助于处理她的行为动作，以及她与周围人的关系，也有助于观众充分理解萧红这个人。类似于曹禺的早年经历，萧红也曾有过被左翼文学家和批评家误读或曲解的经历。有一次，聂绀弩与萧红谈到她的小说《生死场》，他称赞她写出了“集体的英雄”，尽管“还只是初步的、自发的、带盲目性的集体英雄”，他说，“它们把你带到一个你所未经历的境界，把作者、作品、人物都抬高了”。而萧红似乎并不认同，她的回应也很有意思，她说：“你真说得动听。你还说你不拍。”聂绀弩继续分析小说的缺点，认为正是由于她还没有成熟到从民族革命的高度把握现实生活，所以才造成她笔下的人物“面目不清，个性不明”。对此，她依然不认同，她说：“听得晕头转向。”

这一段来自聂绀弩多年后的回忆。我们再来看看当年留下的记录。在一次由胡风召集，有艾青、田间、聂绀弩、冯乃超、端木蕻良、楼适夷等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讨论作家如何打进实际生活里面去，萧红的发言虽然不多，但态度是很明确的，她说：“如像雷马克，打了仗，回到了家乡以后，朋友没有了，职业没有了，寂寞孤独了起来，于是回忆到从前的生活，《西线无战事》也就写成了。”在另一次大约有同样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她批评胡风不应该取媚“抗战以来所听惯了的普通的口号”，也拿“上战场”说事。她不认为“战场高于一切”，她甚至明确地表示：“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在那样的一个场合，竟能发出这样的声音，这是她的心声。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萧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也提醒我们，如果有人要追寻她的真相的话，那么，最靠得住的办法，是通读她所留下的并不算多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