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

以袁中郎、屠隆、董其昌、陈继儒、钟惺、张岱、文震亨、钱谦益为代表的晚明文人生活，以其闲适、精致、风雅，在今天的文化人中广受艳羡，被认为是有文化、有诗意、有品位的表征，是传统文脉的标志，足以反拨我们的浮躁和焦虑、平庸和粗俗而拯救“天之将丧斯文”。

这些人物，或在朝，或在野，或为公卿，或为布衣，但无不超尘脱俗，“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张岱《自为墓志铭》），浅斟低唱、风月无边，于热闹场中辟出了宁静淡泊的高致，诗则性灵，文则小品，如此则为人生“真乐”，如彼则为天下“败兴”（袁中郎《与龚惟长先生》、《与吴敦之》）。两片茶叶的沉浮，一块青苔的养成，也可以投入细致入微的讲究，在慢生活的悠长韵味中感悟生命与自然的真谛。遂使最普通平常的衣食住行、起居作息、男女大欲，也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迥异于俗人。最为典型的，则当推从来被看作皮肉生意、声色交易的狎妓，竟然也成了诗文应酬、书画交流的风雅韵事。一大批工诗文、精书法、擅丹青的名妓的涌现，成了当时文坛、书林、画苑的靓丽风景。文化对于日常生活的改造，力量之大，有如此者！相形之下，我们今天的生活压力山大，难以解脱，论推其罪魁祸首，不在工作的负重，也不在社会的节奏，而正在我们失去了文化，失去了天真，不懂得“诗意地生活”啊！

我一点不否认晚明文人生活的闲雅具有很高的品位。但把这种生活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孤立地加以欣赏，并标举为传统文脉所系，我实不敢苟同。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朝野动荡、内外忧患，魏氏阉党的把持朝政，农民反抗的此起彼伏，关外后金的大兵压境，民生国事的水深火热，江山社稷的岌岌可危，“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样的形势下，晚明的文人们尘垢尧舜、秕糠夷齐、诽谤周孔，公然宣称“破国亡家不与焉”（袁中郎《与吴敦之》），而沉湎于超旷虚灵地穷极人欲之乐，物喜则“清梦甚惬”（张岱《西湖七月半》），己悲则“所可恨者……岳坟无十里朱楼”（袁中郎《与吴敦之》），要把民族正气所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变身为“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轻歌曼舞、灯红酒绿！这样的生活，固然风雅之至矣，但相比于前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道弘毅、任重道远，传统的文脉，究竟应该以此为标志呢，还是以彼为标志呢？

史称文章三变，唐则韩愈，宋则苏轼，明则袁中郎。韩苏一脉相承，圭臬了唐宋的散文，袁则别张异军，领袖了明清的小品。所谓“文章为风气所关”，从韩苏的散文，我们可以概见唐宋文人的生活态度，如韩愈《进学解》自述平居的生活：“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与一般官员无异，而其文则涵蕴了人生必须紧守的“原道”大义。袁中郎的生活当然要比韩愈风雅十倍，而其文则直抒了人生应该放纵的性灵情趣——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小品文”，就是没有道理或只有小道理的美文。则反拨我们今天生活的缺少文化，绝不能仅止于艳羡晚明文人生活的闲雅，而更需要以唐宋的士人生活为范型。“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何用一丝风？”迷失了这一范型，闲雅很可能沦为如梁启超评晚明学术所说的“上流无用，下流无耻”，亦即文化腐败。一旦“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费燕峰《弘道书》卷中）一晚明文人也，任公痛心疾首如此，我们却艳羡钦慕如彼！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