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前一天得知陆先生处于弥留状态后，我曾赶到医院去与他作过最后的告别，但传来陆谷孙先生辞世的确切消息时，心中依然荡起怅惋和哀伤。

杜鹃啼血声声切，我这几日都沉浸在陆谷孙先生的往事追溯中。我与他因书结缘，那是一部奇书，一项浩大的文字桥梁工程，一部扬名立万的双语词典。他醉心其间，为早日完成这部《英汉大词典》编纂工作，曾立下“三不”誓言：“一不出国，二不兼课，三不另外著书”，此番立言在八十年代的上海学界和出版界曾经振聋发聩，他为“一名之立”而“旬月踌躇”的工作态度更令辞书编纂与出版界交口称颂。不过，直到九十年代初，陆先生对我来说还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1991年秋，陆先生在完成《英汉大词典》后短期受聘担任香港三联书店高级编辑，负责出版社的双语词典长远规划和汉英大词典语料库的建设。机缘巧合，当时我正在香港三联书店任职，恰好又负责《英汉大词典》香港繁体字版的出版工作，有幸与他在一起工作一年。我们的宿舍同在香港九龙土瓜湾中华大厦，他住五楼，我在七楼，工作之余经常在一起神聊。陆先生的人品和境界让我肃然起敬。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内圣外王的寄托，肩负着社会的良知。作为一个学者，陆先生的专业是英美文学研究和双语词典编纂，那是两个非常小众的领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之类大问题有着深深的关切。在香港的那一年，每到周末的晚上，我们聊的最多的并不是专业和出版的那些事，而是国家未来的发展。陆先生对香港的社会问题有着自己的观察和看法，对社会底层老百姓的困苦有着出自内心的同情，对社会迷乱狂热状态有着一份清醒和冷静。他对社会问题的批评很少有意识形态的框框，而是从平民立场出发加以锐评。例如，他毕生信奉自由、平等、民主，但对末代港督彭定康搞的那套“民主政治”的表演却看得很透彻，认为这套把戏维护的是英国的国家利益，对香港的百姓并无裨益。又如，对香港知识界当时充溢着的利己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他很不以为然，讽刺他们是一群会操英语的拜物教徒，并不无忧虑地对我说，内地的证券股票投机之风正越演越烈，知识界也有“全民炒股”的苗头，如何克服拜金主义，坚守人文主义精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长期以来，陆谷孙先生以其“以理想主义的血肉之躯，撞击现实主义的铜墙铁壁”的人生座右铭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在时弊面前的尊严。

令我敬佩的是陆谷孙先生有着强烈的自省精神，他曾对我说过自己也有“难弄”的一面，有一点浙江绍兴师爷的坏毛病，说话比较尖刻，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和弱点，有时不太宽容。但在我的感觉中，他的不宽容都是对待那些缺仁少义之人的，对待朋友同侪，言辞中虽有些芒刺，本意却是厚道的。他有时还把知识分子的功名求索之心也归于私誉，荣誉感虽是人生进取的动力，却不应该过分彰显个人羽毛。他在香港三联书店的工作期间，设计了汉英大词典的语料库，当时编辑部恳请他为香港三联书店编纂一部三联版的　《汉英大词典》。他却对我坦呈心迹，编完译文版《英汉大词典》后，他的工作重心要转到英语教学和科研上了，《汉英大词典》的难度实在太大，他不愿意像有些人那样剪刀糨糊齐上阵，东抄抄，西编编，全无语词背后社会心理根脉的挖掘，因此再起炉灶编纂新词典，有生之年恐怕是难以完成了。听其肺腑之言，我们也只得放下请他出山的念头。十多年后，当我听说陆先生又打算编　《中华汉英大词典》且已立项的消息时大为吃惊，专程面询缘由。他告之当年在香港他去拜访安子介先生时，安老先生对他说，林语堂、梁实秋他们都既编过英汉大词典又编过汉英大词典，两部词典就如双语学习的左右手，你为何不像他们一样左右开弓，再编一部汉英大词典啊。这句话不时唤起他向林梁等文化名人看齐的“虚荣心”，决定拼了老命也要实现编写《中华汉英大词典》的愿望。如今，《英汉大词典》已编到第三版，《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册也已出版，回首陆谷孙先生的初心，竟是如此的质朴、率真、可爱。

工作交往中，陆谷孙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名利的淡泊和对新人的提携。大家都知道，陆先生对《英汉大词典》　的出版居功至伟，从设计大纲、体例、样张到具体的编写、审改、定稿、校对，可以说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没有他，这部大辞典恐怕是难以问世的，但他却总是说，《英汉大词典》是集体劳动的产物，不可忘却其他同志的贡献。他常常说及副主编吴莹同志劳苦功高，甚至念念不忘一般校对人员的付出。他很高兴《英汉大词典》获得各种各样的奖励，但却谢绝出席颁奖典礼，原因是他认为荣誉属于整个集体而不只是他个人，一个人顶着一组人的名义去领奖“消受不起”。他还有一个奇怪而又可笑的理由，如果他去领奖岂不是等同于“独占”别人的劳动成果。

陆谷孙先生把英汉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视为薪火相传的事业积累，十分注重培养提携青年人。1993年我从香港回沪后担任了上海出版界的领导，协调过《英汉大词典补编》、《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和《新英汉词典》(世纪版)等的修订工作，亲历了陆先生提携新人的点点滴滴。与某些学人一部词典主编“挂到底”，以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收益的做法不同，陆先生在第二版修订快完成时一再向我提及要让年轻人走上主编的岗位，他最好不要再当主编，在幕后把关即可。事实上，不管是补编本还是第二版，在所有的编写人员中，还是数他贡献最大，出力最多，那厚厚的一叠又一叠的校样每一页都被他改成了“大花脸”，因此，他不做主编，不仅我们出版单位觉得不合适，其他参加编写的同志也不同意。但陆先生把团队看得很重，把年轻学者的成长看得更重，最后在他的坚持下新设了三位执行主编，这才算解决了第二版他署名主编的大问题。三位执行主编中高永伟和于海江两位是陆先生的学生，时年仅三四十岁，是陆先生手把手地教会他们如何编纂词典的。在《英汉大词典补编》　的校样上我曾看到陆先生指导这两位学生勘误纠错的大量批注。而一旦学生成熟起来，有了一些成绩，陆先生又急不可耐地要把他们推上主编的位置。他一再对我说，双语编纂人才难得，要不拘一格把他们推上前台。《英汉大词典》(第三版)启动后，陆谷孙先生坚持不再担任主编，任我们怎么劝说都不行。他说，第三版是在数字网络的环境下工作，由更熟悉网络的年轻同志担任主编便于在数字网络平台上发挥编纂词典编辑与读者互动的特点，同时也有利于《英汉大词典》生命的延续。最后经他提议由三十出头的青年讲师朱绩崧接手。

鲁迅先生仙逝时，臧克家写下：“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名句，同样，陆谷孙先生的肉身已驾鹤西行，但他高尚的人格，纯粹的人品，会留存在千百万人的记忆里。

《英汉大词典》在，陆谷孙先生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