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想起前辈学术人生的日常和常识，我以为作为农民的沈先生比之作为专家、学者的文化名人们，实在更为典型。行文至此，正好女儿回家，我让她在手机上“百度”一下“沈轶刘”。胪列的诗词作品不少，但人物内容并不多，而对他的评价竟是“一生坎坷”。我不禁哑然失笑。由此也联想到自己的整天伏案，在旁人眼里“干嘛这么辛苦”，怎知我实在其乐无穷。

今天，知道“沈轶刘”这个名字的人应该不会太多了。但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他却是诗坛词苑的活跃人物之一，与白蕉、邓散木、唐云、沈禹钟、施叔范等结为诗友，忧时感世，相与酬唱，慷慨磊落。由此可看出他的旧学功底和影响，在当时决非泛泛。鼎革后，因抗战期间避兵八闽，任国民党福建省府办公厅主任，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尽管“罪名”吓人，但他后来的经历，相比于他的诗友们多被打成“右派”甚至流放青海劳教，还算是幸运的。归田后不仅没有遭到严酷的“专政”，不久还被外聘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今上海古籍出版社)　的编辑，直到1966年出版业停顿才回到老家浦东高桥务农。

先生名桢，字轶刘，以字行。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文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报刊的编辑和撰稿工作。虽身躯弱小而笔力雄强，有“开山五丁手，诗国万人敌”之誉。

我与沈先生相识并有幸得到他古诗文方面的指导，是在1973年之后，缘于唐云先生的介绍。他与我同在高南公社，他属镇南大队，我属友好大队，但两家相距并不远，步行不过半个小时的路程。界浜一号桥桥堍的北岸，一幢高墙老宅濒水而筑，规模颇盛，在民国时的高桥，称不上大户，但也属殷实人家。不过大部分的房屋土改时都被分给贫下中农居住了，留给他的似乎只有东西向的三间还是四间。因为子女都在市区工作生活，只有老夫妻二人，所以倒还显得宽敞。青砖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清幽简朴。屋外是宅基地，蔬菜种到了围墙脚，门前稍空旷，用于养鸡、晾衣。

我第一次上门，他正在“咯咯咯、咯咯咯”地给鸡喂食，其乐融融。后来多次去看他，有时遇上生产队的农忙劳动，群众都在满头大汗地弯腰割麦或插秧，他却在田埂上东张西望，见哪一个身后的秧苗快没了就及时地送过去，见谁口渴了就赶快递上一碗大麦茶。他乐呵呵地对我说：“大家看我年纪大了，又不擅长农活，所以特别照顾我，从来不让我干重活、累活。”有时他刚从大队部接受例行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　教育训话回家，照样乐呵呵的样子，一点看不出被“专政”者的苦恼抑郁。对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我首先想到的便是陶渊明荷锄种豆的平淡天真。

80年代以后，先生“脱帽”解放了，他的孙女还是外孙女考上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博士，心情更为愉悦。于是便开始出门走动，联络旧交并结识了一批新的诗友，陈声聪、周退密、施蛰存、钱仲联等，互为酬唱，并为施先生主编的　《词学》　审稿、撰稿。唐云先生、张建权先生　(邓散木夫人)、金学仪先生　(白蕉夫人)　等则是由我帮助联系上的。一些年轻的旧体诗研究者也慕名时有书信或直接上门请教。如后来去了澳门的施议对，先是读的钢铁硕士，接着又转攻中国社科院的诗词博士。沈先生对他大加赞赏，认为后生可畏，并与我的先读物理后读美术史引类比附，期望殷殷。

这段时间，我已从乡下迁居镇上，

两家距离缩小到只有一刻钟的路程。所以，他也时不时到我家串门，给我送来我请他批改的诗稿和他的和诗，笺纸细字钤印，极尽风雅。其他诗友与他唱和的诗稿，同样也是笺纸小楷，有时还有长卷。他每分享于我，供我学习并收藏。回想起来，我呈他的草稿没有一件是毛笔宣纸的，而全用钢笔抄写，对旧诗文的“敬事”态度，实在是万万不及前辈了。

其间，他又开始了对自己诗文集的整理，辑为　《繁霜榭集》，包括诗、词、诗论、词话等，由富阳的一家古籍印刷机构刻蜡油印线装出版，分送友人和全国各大图书馆。虽然不是正式的出版物，他却看作千古寸心，对错字一一亲笔订正。后来我才明白，传统的文化，经、史、子是面向全社会的学问，所以有广泛的阅读面，需要社会性的出版发行；而集，主要是个人的言志抒情，一般情况下只在小圈子里流传。所以，旧时代的诗人词客，大多自己找人刻印个人诗文集，绝没有我们这一代只有国家出版社所出才是正规出版物的观念。避兵福建时所写的　《八闽风土记》　则由福建的某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还有一部《清词菁华》，是他在兼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副所长兼副总编辑陈向平先生授命他编写的，搁置二十年后，亦由当年的同事、龙榆生先生的学生富寿荪先生推荐给安徽文艺出版社。社方因沈先生的名头不大，必须富先生具名方答允出版，沈先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社方的要求。

沈先生参与的另一部著作是　《诗韵新编》，1976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78年经修订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这部韵书不具作者姓名，系作为出版社的一个集体项目。但其实，核心的作者是沈先生，他在此书上用心、出力最多。据他自述，当年能去编辑所兼职，主要就是因为编订此书的需要，其他有思想内容的古籍出版，一般没有他参与的分。包括《清词菁华》　的编选点评，也是在此书完成之后才接受的新任务，当然还是集体项目，如果在当时出版，估计不会有他的具名。这部诗韵的编采，遵守“平仄须严，用韵可宽”的原则，在严守格辙的前提下有所创新，把通

常所用的平水韵由106部压缩为18韵90部，用起来非常方便。但修订本的出版沈先生并没有参与，估计当时的出版社方面已不清楚此书的最初奠基人之一是沈先生了。至于今天的不少旧体诗作者，主张不用新韵而恪守平水，实无关大雅。

1992年浦东改革开放，我和沈先生的家都在外高桥保税区的建设中动迁到了富特新村，他在三村，我在四村，相隔不过一条马路，步行五分钟。沈先生心情愈佳，虽年逾九旬而依然思清体健，不料翌年竟无疾而终。

沈先生本人的诗文，他自认为得益于陈维崧。但我以为他早年偏向于唐宋，有“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的意气风发。尤以一组咏七十二抗日名将诗最称雄迈：“死为雄鬼食胡肉，生见金瓯插汉旗”；“醉卧沙场谁不朽，五千貂锦夕阳西”，笔下纸上，如有风云奔走、雷霆震发，分明华夷，激昂大义，读之令人血脉贲张。我以

为这类诗近于辛弃疾的豪放派。《八闽风土记》　则于山水形胜之外并记民情风俗，虽在血肉长城的硝烟之外，犹存“还我河山”的家国情怀，深郁厚重，有柳宗元　《永州八记》　的笔力和意境。无论辞藻和洗炼，还是精神的严正，近世文言游记，我以为无出其右。

中年以后的沈先生，因形格势禁，潜心于诗韵和词论的研究，虽仍时有诗词的写作，不过咏“芦粟”、“落苏”之类。看似无聊，但一片“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境界，我以为近于陶渊明。“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的生活，不正是沈先生此际的真实写照吗？　但在词论、词评中，还是可以隐约读出他少年时的风义，如《清词菁华》　中评顾贞观词：

瑰辞隽藻，清初确可肩随陈、朱两大家。与吴江吴兆骞为生死至交，兆骞以科场案株连，久戍宁古塔。贞观因性德之力，援而归之，天下高其风义。其寄呈　《金缕曲》　两阕，肫挚如被肝胆，至今传诵不绝。他如　《青玉案》　《夜行船》，皆风骨挺异，满腔生气，悉非凡响。

则又有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的当年怀想了。

80年代之后，沈先生才真正洗尽绚烂，完全入于平淡。所撰　《高桥四园林记》　纯粹纪实，一点不染尘垢，对沧桑兴废，作不冷不热观，行无香无味文。包括为我所做的嵌名联“建溪春涨濛濛雨，融谷秋怀淡淡风”，没有一丝一息的“愁滋味”。

虽然，辛弃疾在中年后也倾慕陶渊明，但读了沈先生，我觉得稼轩的心境始终是孔明而没有进入到渊明，即使他口口声声地渊明，至多也只是“心向往之”而其实是“未能至”的。而沈先生，几乎一字不着陶渊明，却真正进入了渊明的境界。于是，写诗、赋词与种地、喂鸡一样，都成了他的日常生活。每想起前辈学术人生的日常和常识，我以为作为农民的沈先生比之作为专家、学者的文化名人们，实在更为典型。行文至此，正好女儿回家，我让她在手机上“百度”一下“沈轶刘”。胪列的诗词作品不少，但人物内容并不多，而对他的评价竟是“一生坎坷”。我不禁哑然失笑。由此也联想到自己的整天伏案，在旁人眼里“干嘛这么辛苦”，怎知我实在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