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生活服务相关的内容都呈现出市场化、社会化的局面。中午时分，大街上送外卖的单车在车水马龙中穿梭，将一个个饭盒送入鳞次栉比的写字楼、繁忙的工地乃至私密性的居住区里；也看见一批批的小白领从写字楼里鱼贯而出，钻进一个个小饭店或者大商场里的食街觅食。人吃五谷杂粮总免不了小病小痛的，常听到三级医院人满为患的抱怨，也难怪，既然看病自由，谁都愿意到大医院去。现在鼓励生二胎，可是年轻夫妇们却常纠结权衡，因为带婴幼儿是个不小的负担。这使我不免想起自己年轻时在老单位里的生活时光，想起了那时厂里的后勤科所负责的食堂、医务室和托儿所来。

那时候单位里都有食堂，食堂这一方天地是凝聚人心之所在———管好了大家的胃，劳动的热情，同事相处的心情就不一样，职工对自己单位的认可度就高。食堂的饭菜价廉物美，下午在外办事的员工即使工作结束了也会赶回单位吃了饭再回家，这何尝不是一种向心力啊。在我进单位的第二年，单位领导把我从车间调到食堂间当管理员，那一年本人二十岁，还是小青年一枚。在领导和同事们期待的目光里，在厨房间锅碗瓢盆的合奏声中，我诚惶诚恐地跨进了食堂门。

事非经过不知难———管好大家的胃，这“桑窝”(“生活”的沪语发音，活计的意思)　一点儿不好玩。企业是讲劳动生产率的，食堂一般都以一个劳动力烧五十个人的饭作为标配。管人的目的是为了管好味道———所谓众口难调，要满足众人的食欲需求，不但要有符合最大公约数的大众化理念，还要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个性化路线———菜肴不仅要色香味形俱全，还要量足价廉。但最大的问题是，众人心里还都有杆自以为是的秤。

那年头，凡红烧肉加青菜底超过一角五分的，红烧大排加青菜底超过一角七分的，黄芽菜烂糊肉丝超过一角的，单盆炒青菜超过四分钱的，都叫贵。有时候菜价没动，但红烧肉薄了，大排小了，都会让就餐的同事们愤愤不平，拿着筷子头对着食堂窗口指指戳戳。没办法，为了让红烧肉看上去大一些，砧墩师傅把五花肉切成一个斜面，结果让火眼金睛的同事们看出名堂，戏称食堂间的人都是“奸商”……

我们只好还是把肉切得规矩点，让其显得敦厚而不失方正以体现诚恳，一斤排骨条必定成色十足地劈成七块以体现标准。最难把握的是肉包子，此物几乎人人喜欢，早晨进入食堂，一两粥两个肉包子，幸福的一天就此开始。肉包子要好吃，肉糜里要放盐酒等调料，但不能忘了放少许糖来“吊”鲜头，还要将肉皮冻掺和其中，这样的肉包子才会只要轻咬一口就有一股鲜美的汤汁在唇齿之间满溢开来。在肚子里缺少油水的年代里，这就是“舌尖上的幸福”。

肉包子一两一个，价格五分，但是食客和食堂都计较肉的多少。为了公平，每个包子里的肉量要大致相当，多少面粉做成多少包子用多少肉，食堂要保证不亏本，食客要感到物有所值。我是管理员，负责的是经济核算。刚进食堂时大家对我满怀希望，希望肉包子里的肉多一点。我一算，这样的话包子的成本是六分。食堂的大师傅说，出价要实事求是，这肉包必须卖六分一个。但是等到一开卖，窗口外是一片骂声，说“新官上任就涨价”算是最客气的，反正就是没人说包子里“二师兄”多了。我晓得这是大师傅在给我上课，不要一味讨好窗口外的人，也是在提示我：食堂这碗饭不好吃的。

食堂间里的人一般都是被车间里的人求的———碰到关系好点的同事，菜给多打一点，肉挑的不肥不精一点。但是也有求人之处，譬如要买米和面粉时，就需要卡车师傅帮忙踩一下油门。那五百斤一麻袋的大米和一百斤一袋的面粉，一次买上两千公斤，没有卡车的话，只用黄鱼车拉是会出人命的。所以我们都是趁做肉包子的时候请卡车师傅帮忙运货，事后慰劳师傅两个肉包子，就搞停当了。

食堂管理员当然要抓管理。单位领导和食堂事务管理委员会的人，盯住的就是食堂间里的人不能多吃多占，不能买生菜回家。对于前者，作为管理员我只要每天核查用餐记账单即可，但是那年头菜场里活鱼、猪蹄猪肚猪肝等所谓猪的下脚料很难买到，而食堂有团购优势，作为伙食团出面，有时还是可以见到这些稀罕物的。把这些东西买回家就成了食堂间里人的特权———既然生菜不能买回家，那煮熟了买就合法了。刚入门道时，食堂里的老人就给我出过一道题目：把猪肚放入锅里煮熟了撩起来，搁在秤盘里过称，按菜场里的进价付钱，买熟菜回家没毛病吧。过段时间才觉悟过来，表面上的生熟问题解决了，但煮熟的猪肚比生的轻多了。好在这样的玩笑仅此一次，可见行行有门道。

我这个管理员可不是官，从头到尾一条龙的流程都搭界。一天的工作从采购开始，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黄鱼车。黄鱼车的刹车分手刹和脚刹两种，我选的是脚刹的，因为脚刹反应快，力量大，而且刹车不用欠身弯腰，骑行姿态比较洒脱。为了赶时间，我可以像骑自行车一样把三个轮子的黄鱼车骑得飞快。采购回来后开出当日菜单，清理昨日收进的饭菜票，盘存后核算出盈亏。然后走几步就进了后厨，或帮砧墩板上的师傅切菜，或帮火头军烧火，或帮分菜入盆，最后核好菜价，写到饭堂的大黑板上。等开饭了，再和大家一起在窗口笑脸相迎售卖，践行“热菜热饭热心肠”的食堂间的价值观。

由于人手紧张，食堂间的师傅们基本上都练成了多面手，我也不例外，上得了砧头、灶头，也下得了烧火房，能做菜也能做点心，否则一有人病假或撂挑子，就可能开不了饭。

那些年里，为了讨得众人的欢心，我翻遍了能买到的大众菜谱，不断在菜式上翻花样，让大家有新鲜感。正餐把大家伺候好了，结果一不留神又被上早班的提了意见。由于早班人少，早餐除了粥和包子，只有以糕团店里进货的条头糕双酿团之类充数了，上早班的师傅们就“啷”食堂里的人是懒虫。为了补上这个“短板”，我们又“自学成才”，每周可以不定期地有两次供应油氽面饼、粢饭糕、油条、糖糕等，才终于用辛苦换来了早班师傅们的笑脸。

对后勤科而言，食堂是重头，因为其具有大众普适性。但相对小众性点的托儿所和医务室也是不可偏废的。那时，单位托儿所是一种很受欢迎的福利。我所在单位的托儿所有两个阿姨，管着二十几个学龄前孩子。孩子的母亲上班把孩子往托儿所一放就可以安心地上岗，孩子和自己同处一地，孩子有什么状况，家长分分钟可以知道。到了哺乳时间就可以到宝宝身边，边喂奶边和孩子亲昵一会，然后神清气爽，心满意足地回到岗位上继续工作，下班了又带着孩子一起高高兴兴把家还。自己办的托儿所特别给人以放心和温馨感，就因为这是单位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更强，也因了是单位自己的部门，阿姨就像自家人一样有亲缘感，大家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成员……现在忆及，依旧令人感动。

办好医务室也是后勤科的要事。当年我们的医务室固然简陋，硬件不硬，但是软件不软，不是简单地涂涂红药水、贴贴橡皮胶的地方。里面的人既是医生也是护士，在我们眼里都具有相当于全科医生的水平，能够对付普通伤风感冒的诊治，常规病的甄别，常规药的发放，不仅能打肌肉针打吊针，也会现在一般小护士不愿做的静脉推注，甚至有的还会针灸推拿拔火罐。当然医务室最大的权利是开病假条。听说有小青年为了私事混病假，私下传授作弊技巧：将放入热水的小瓶子藏在裤兜里，插在裤兜里的手指贴在瓶上，接过体温表时好似不经意地用捂热的手指拿捏温度计的金属头，造成体温高的假象　(不过这种小伎俩是否得逞过倒真的不得而知了)。

当时职工看病很多都是医务室开出转诊单到地段医院，地段医院接诊后如果觉得还需要上转的就会转诊到中心医院，中心医院治不了的再转诊到三级医院。现在这种转诊制度被打破了，一般的伤风感冒都可以挤到三级医院，医生和病人身心俱疲。

后来，单位办后勤，曾被诟病为单位办社会。单位办的食堂、医务室、托儿所，在后勤社会化市场化的呼声中逐渐式微。

其实，“单位”是社会一分子，单位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办一些社会尚未办全的事，也是社会服务的一种补充吧。